路径依赖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证分析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路径依赖”思想。该思想强调“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是对长期经济变化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因此,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对于我们较好地把握、理解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过去与未来有很大的启示。     

我国信访“困境”的制度成因——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信访困境有其制度根源,应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信访困境的制度成因。首先,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信访制度陷入困境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传统文化中的清官理念、信访制度初始设定的人治基因和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权利救济功能成为信访制度变迁的三重路径依赖,它导致人治信访、功能错位和无效率机制恶性循环等信访困境。其次,信访不信法的制度根源在于制度的逆向选择。再次,信访制度无效率的主因是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巨大,而引起巨大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信访中的信息不对称、信访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信访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在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历史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反思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分析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概括出五四宪法的伟大制度创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的伟大里程碑意义;客观分析出五四宪法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对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影响;进而探讨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和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瓮安事件发生的原因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正在成为分析制度变迁的重要理论。目前,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变迁。本文拟分析在这一制度变迁中,从路径依赖的理论,分析瓮安事件发生的原因。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价值分析

法治,即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人类的最佳路径选择。本文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50年的宪政实践为宏观背景,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托,以法价值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价值功能及其变迁;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法治进程的推进,指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未来发展目标,并设定了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的路径选择:加快《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法规建设;构建民族区域自治法律的解释制度;强化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制。     

宪法中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1949-2010）——基于宪法文本的分析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有关土地制度的具体规定，探寻土地制度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变迁的历史脉络，把握我国宪法中土地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以期为宪法中土地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撑。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法律协调机制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我国与东盟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影响双方交流与合作的知识产权纠纷和冲突也日益增多,在当今世界知识产权法律趋同化的潮流下,中国与东盟知识产权协调机制的建立选择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路径;在实践中遵循从国家间到区域间双边协议,再到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具体变迁路径。当前我们应从双边知识产权协调机构的建立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等方面的创新来强化这一正确的路径依赖。     

民主宪政：转型期中国法治进路的模式选择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代中国法治也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型法治向现代型法治的创造性转换。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日趋完备的法律体制和日益健全的法律制度,正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中国的法治之路还只能说刚刚开始,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宪法和法律远没有真正树立起应有的权威。从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看,笔者认为:实施宪政才是转型时期中国法治道路模式的理想选择。一、民主宪政为何在中国未能实施(一)法治意识薄弱,是民主宪政未能实施的观念…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其创新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几经变革,最终确立了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的演进及其创新仍要受到路径依赖的推动。本文依据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演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模式及其基本框架。     

浅析我国经济法理念变革与制度变迁

我国经济法诞生至今,对经济法理念还一直存在误解,本文以制度变迁的理论为出发点,分析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法理念的影响及其经济法理念的变革。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理论为经济法理念的发展和更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重要的启示作用,经济法的理念必须紧紧的跟随着制度的变迁而发展和更新,进而更好的指导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生活。     

“摸着石头过河”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革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宪法变迁

本文从＂良性违宪＂学说的萌发,法学界对于该理论的回应,直至＂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说的提出,来对相关宪法变迁理论进行一个初步梳理和反思。文章指出：＂良性违宪＂行为的产生,除了宪法技术和分权机制的原因,还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突破模式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之宪法修改模式的相互冲突有关,而这种冲突的根源,则正在于改革本身;同时,这种表面上的冲突,实际上恰恰构成了改革时代宪法变迁模式的内在理路：从制度试验到推及全国到党的理论到宪法确认。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宪政体制论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权力由《美国宪法》明确界定,所以开启贸易自由化的＂1934年体制＂本质上是一个宪政体制。该体制的形成是基于后危机时代重构政治平衡与摆脱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而其变迁是围绕国会＂授权-控权或监督＂的宪政路径展开的,并由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与自由贸易主义力量之间的宪政博弈推动的。这种宪政博弈实质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贸易立法博弈,而具体表现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四位一体＂制度架构。对正在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中国而言,这种源于宪政博弈的贸易制度创新实践可资借鉴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即后危机时代贸易自由化立法范式的创新和自由贸易与不公平贸易二分法的立法体例的引入。     

论自贸试验区法定资本制改革及其背后的理性

我国公司法上的法定资本制曾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资本制度,该制度是理论与现实错位后的产物,在商事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日渐式微并已高度形骸化。法定资本制的改革具有价值理性。同时,法定资本制的改革路径具有工具理性,这一改革路径摆脱了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借鉴了国内外制度改革的有益成果,走上了一条进化理性的改革新路。基于进化理性的制度改革,在规范路径上要遵从制度效力的软化机制、制度市场的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在形式理性上要注意与现有立法体系的兼容。     

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

按劳分配是我国宪法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和劳动制度,其当代意涵需要从经济改革的角度加以阐发。经济改革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设定了演进主义的解释立场,改革的实践与需求构成解释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主要依据。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重构了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也改变了按劳分配的制度环境。在与制度环境适配的过程中,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不断丰富。按劳分配亦服务于重要的宪法目标和宪法价值。新发展理念入宪意味着创新和共享成为新的宪法价值目标。对于按劳分配规范的解释,应与效率、创新、共享三大目标实现衔接互构。     

从若干起冤案看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

人身自由是公民全部权利中最基础的和前提性的部分。在人身自由保护领域,近年来不断披露出的一些重大冤案向社会发出了警示,要求人们给予人身自由保护问题以足够关注。保护人身自由固然需要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但从根本上看却首先是宪法课题。全面、直接保护人身自由,既是200余年来的宪法传统,也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宪法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性条款不足,因而公民能够享有的相应程序性权利偏少。我国需从补充宪法程序性条款、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和保障审判权独立等方面入手来提升人身自由的保护水平。     

萧公权的宪政观——《宪政与民主》评述

萧公权先生写于民国年间的诸多政论,于宪政四要素法治、自由、民主、分权中更为青睐民主与法治,主张民治为体,法治为用。萧氏晚年愈加趋向保守,若以对待传统、历史进步论以及宪政建构的路径依赖为区分,其可谓一个中国特色的古典宪政主义者。     

The promis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explaining the absence of a World or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Organisatio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numerous proposals to improve the fragmente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EG) system have been developed, many of which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rganisation. Although governments and scholars agree that the system needs improvement, no such substantial reform has yet been undertake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tudy and more than twenty interview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absence of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rganisation, using three theorie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historical, rational choice and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rough the notion of path dependency,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xplains how the self-reinforcing cycle of a rather diffused development of the IEG system, characterised by incremental changes, has made the system more complicated and prevented substant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lso highlights power inequalities and lack of trust between nation-states, as well as turf wars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s key explanatory factors hampering IEG reform.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complements such explanations by showing how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at do not add up to substantial reform are the result of the fact that neither nation-states no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re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a powerful environment organisation that might encroach upon their sovereignty. Finally,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suggests that the norm to do at least something to improve the IEG system has prompted nation-states to create “symbolic” institutions. The concept of socialisation helps to explain why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UN system are more likely than substantial reform. The article shows that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ies complement rather than contradict one another, resulting in a more holistic explanation of lack of IEG reform.     

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改革背景、宪法依据和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正确认识和定位社会救助、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加强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建构"回应型"的"新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