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基层协同治理的难题与化解:顺德改革的探索

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完成由"乡"到"城"的治理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中,协同(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各地尝试的模式。顺德"政经分离、政社分离"的"治权"改革也将协同治理(共治)作为了城乡基层治理改革的主要模式,通过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最优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顺德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是其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综合改革的深入,顺德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公共服务能力和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等方面。顺德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内在机理与治理

作为推动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大举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提出至今,全国各地纷纷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探索,然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着非均等化问题。本文结合区域治理理论,在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内在机理与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均等化标准、建构网格型府际关系、构建多元供给主体、评估与监督各区域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供给机制等对策和建议。     

协同治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有效选择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较低。因此,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实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     

浅议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理论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运用。现阶段,我国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乡村治理的重心在于通过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完全,在公共服务提供中要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的发展,建立政府主导、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农村治理模式。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思考与建议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初步形成了多元治理结构。但是,目前我国乡村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对目前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具体建议。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重建与治理法治化变革

伴随着中国的重大经济成就和政治发展,中国公共领域也开始蓬勃兴起。它促进了从"革命性"向"正当性"的合法化路径转换、多元均衡与协商互动的治理机制形成、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和司法民主与司法改革的推进,因而成为当下中国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动力和支撑。然而,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它也存在着"两个舆论场"的结构性张力、宏大政治指向与"体制性连带"诉求、理性公民精神明显阙如等中国问题和困境。因此,需要进行公共领域的重建,构建基于"重叠共识"的动态耦合机制、体制内外之间的对流循环机制、司法过程与公共舆论的互动平衡机制等,从而推进治理法治化变革和多元治理秩序的形成。     

基层治理中“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证成

“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复制,它在规范基础、联结机制、实践目的三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存在区别,熟人社区是现代社会法治框架之下的一种基层治理样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利益,也不是基于行政运作的机理,而是基于社区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在很好地实现“权力下乡”的同时,提升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产出的水准,保障和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对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参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可实践性、可推广性,该治理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任与保障基层社会的权利空间,同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空间中持续地以契约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     

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之构建

农村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目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着监管人员不足、检测能力不强、日常监管缺乏、多头监管效率不佳、监管腐败难以杜绝等问题.要破解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困境,就必须选择多元治理路径,构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包括完善治理主体结构、明晰治理主体权责、建立契约治理为主的新型法律关系三个方面,而确保该多元治理模式顺利实施,还需有日常监督、利益驱动、考评奖惩、信息公开、争端解决五大机制与之配套.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风险、治理与法治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人文治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在“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中,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衰微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红色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蕴含重要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价值。立足于人文治理视角,从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和公共价值中发掘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心理变量-实践载体-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延安市B街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因素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和体系中,既能优化社区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秩序,又能推动社区人文滋养、关系结构和服务传递维度的建构与发展,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有益探索。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地方治理视角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建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责、权能分工体系,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界限明确、多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建立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沟通合作机制,对于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治理：成都市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已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成都市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对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改革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体制、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强化市场化运作、建立有效对接机制等方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杨光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是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建立协商民主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协商民主发展，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法治与协商规定了权力运行的方式，有利于防止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滋生腐败，同时为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参与治理提供了依据和途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前,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文章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剖析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困境,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道路。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转型期的社会管制与自组织治理——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为应对这一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失控和无序现象,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制,社会自组织治理也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多元治理机制的协调互动,最终为国家重构了良好的制度氛围和发展环境。本文认为,发挥社会自组织的治理优势,推进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电子政务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认为当代社会治理离不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套社会网络运行模式。电子政务一直被人们看成是处理政治、社会群体相互间关系领域的虚拟政治—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和运作模式,同时由于电子政务在社会网络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它实际上还充当着社会治理基础平台的角色。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电子政务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在整合多元价值和利益,推行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重构政府形象,推动公共服务创新和降低治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