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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毒品犯罪死刑限制与废除的主要障碍与对策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毒品犯罪不属于刑法中的最严重罪行,不应当设置死刑规定,已为联合国人权公约明确肯定。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实施以来,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被空前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限制和废除是未来我国刑法发展的方向,但拘于严峻的毒品犯罪和滥用形势、国民对毒品及其危害的"非理性、妖魔化"的认识,以及重刑主义的传统,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和废除之路,障碍重重。为积极推进毒品犯罪死刑的进一步限制与废除,我们有必要从观念上明确毒品犯罪不应当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要科学看待毒品犯罪生成机理及死刑对毒品犯罪预防的有限性;要坚持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从司法上积极推进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与废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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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毒品犯罪死刑的概况及其控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解放初期我国大规模的禁毒运动成效显著,长期是“无毒国”,无需对毒品犯罪规定死刑。改革开放后,鉴于毒品泛滥、社会危害加剧的新形势,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毒品犯罪始规定死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并受国际社会废除死刑潮流的影响,我国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立场演变为既保留死刑又限制其适用。从毒品犯罪市场化、准组织化的现实来看,刑罚轻重应与毒品犯罪的利益、风险相适应。还应通过医疗技术、替代药物、帮助吸毒者回归正当的社会生活、加强国际合作等举措,更好地发挥社会措施对刑罚的替代作用,尽可能切断毒品犯罪的经济根源,从而限制和减少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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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在全球泛滥,危害着人类安全;吸毒耗费了巨额财富,禁毒需要大量资金,毒品影响着各国经济发展。同时,制毒、贩毒助长国际恐怖活动的蔓延,使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毒品引发了各种犯罪与社会不稳定因素。冷战后国际禁毒合作加强,但由于毒品问题的跨国性、复杂性,毒品问题还将长期存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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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支忠于职守的政法队伍,必须直面这一世界性难题,把真实状况告诉民众,按照《禁毒法》的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严厉打击、全方位预防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祛除白魔,还民众一片净土。到今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实施已经五周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地深入开展的禁毒工作,遏制了毒品快速蔓延的势头,扭转了一些地区毒品危害日趋严重的状况,我国的禁毒斗争取得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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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死刑控制的教义学展开——基于122份二审死刑判决书的实证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现代法学》2019,(5):195-209
毒品犯罪是我国当前死刑适用的主要犯罪之一,其不断受到正当性、必要性和有效性的拷问。在毒品犯罪中严格控制并逐步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发展的未来趋势,也是刑罚回归人道的必然要求,亦是刑法谦抑性、刑罚轻缓化的应有之意。基于我国严峻的毒品情势以及国民的普遍情感,立法上废除死刑在短期内几无可能,通过刑事政策控制死刑又欠缺明确性、稳定性与统一性。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对《刑法》第48条第1款"罪行极其严重"进行严格解释,并在司法上构建一套完整、清晰而又科学的死刑适用标准,是控制死刑的正确路径。"罪行极其严重"的判断,应当从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两个维度展开。司法上应当对毒品进行分级,将死刑适用局限于涉及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极个别犯罪,涉及其他硬性毒品的犯罪最高判处无期徒刑,涉及软性毒品的犯罪以有期徒刑最大值为刑罚上限。死刑适用主要针对走私、制造毒品罪,对贩卖毒品罪以不适用死刑为一般,只对发生在制毒者与贩毒者、贩毒者与贩毒者之间的贩卖行为适用死刑,对运输毒品罪不再适用死刑。对采用诱惑侦查手段、未进行毒品纯度鉴定的案件不再适用死刑,仅对毒品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主犯以及毒品个人犯罪中的特定累犯、再犯适用死刑。通过司法上对死刑适用的严格控制来释缓立法上过于严厉的刑罚配置,实现刑法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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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是我国遏制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刑罚措施,然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机械理解《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导致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过低,对毒品犯罪中不应当判处死刑与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界限把握不当等。虽然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情形较多,但控制毒品犯罪的效果并不明显。为充分保障人权及有效发挥死刑在预防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必须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坚持等价性、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三个原则,根据《刑法》第48条之规定所体现的严格限制死刑的精神,正确理解《刑法》第347条第2款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合理确立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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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交叉型共同犯罪下应结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认定毒品数量;人货分离拒不认罪状态下,应严格审查在案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以及相关的逻辑关系,判断在案证据能否形成证据链,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毒品数量是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区别对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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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是非洲大陆毒品危害较为严重的国家。南非突出的毒品犯罪恶化社会治安、危及政治稳定、阻碍经济增长,毒品的滥用也严重损害了民众健康。基于联合国和非洲区域性禁毒公约、禁毒机构的有力推动和国内民众的强烈呼吁,南非政府在完善相关立法、健全禁毒队伍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和提高国民禁毒意识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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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零贩活动是与大宗毒品贩卖相对而言的一种毒品犯罪活动,它是指毒品犯罪分子将毒品化“整”为“零”,以少量、分散的形式灵活地直接向吸毒人员进行贩卖、销售的行为.特殊人群是一个弱势群体,在现实中,部分特殊人群以其自身特殊的身体条件做掩护进行毒品零贩活动,以躲避法律的制裁,这样,给公安机关禁毒执法部门打击、处理毒品零星贩卖活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对特殊人群参与毒品零星贩卖活动进行研究并找出其犯罪规律,有利于公安机关禁毒执法部门对其进行治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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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死刑问题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陈世伟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8(2):101-108
出于现实中打击毒品犯罪的需要,我国现行刑法的毒品犯罪仍然保留了死刑。但是,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我们应当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从立法论角度看,出于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以及受到毒品合法化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力争废除我国刑法中毒品犯罪保留的死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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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严峻的现状①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应当坚持从严打击的方针。死刑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是遏制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新《刑事诉讼法》及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②明确"证据标准"和"死刑适用标准"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办理毒品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时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并探索办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应对策略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办理毒品死刑案件要牢固树立人权意识2012年,"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和对死刑理性认识的深化,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政策调整迹象愈发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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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对毒品的认知情况不容乐观,中小学的毒品预防教育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强,这必然导致他们对毒品危害认识上的不足与理智上缺乏远离毒品的充分思想准备,而大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决定了其防范能力弱。因此,有必要将毒品预防教育纳入高校德育教育,编写一部适合大学生的禁毒教育读本,开展多种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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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学刊》2021,(6):49-57
在司法实践中,查获毒品种类、查获毒品数量、坦白、认罪认罚、再犯、运输方式、运输起点、案发地点等因素对毒品运输行为人是否被判处死刑具有影响能力;查获毒品种类、查获毒品数量、主体身份、毒品流通、国际贩毒、运输方式、运输次数等因素对毒品运输行为人的死刑执行方式具有影响能力。但是,查获毒品种类的因素影响能力被毒品折算过程稀释而只能间接体现,毒品因素的影响结构在事实上仍然是单一化的。另外,人身危险性因素的实际影响能力与理论预想之间存在差距,社会危害性因素对"死刑圈"和"死缓圈"入圈影响程度的倾向性也存在偏差。为优化运输毒品罪的死刑裁量,应从三方面进行。一是使查获毒品纯度具有影响能力,建构复合型毒品基础性情节考量模式;二是增加"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随行运输毒品"为从重处罚情节,夯实多元化法定因素影响能力结构;三是提前进行逻辑层次设定,区分同一性裁量因素对两次入圈的影响程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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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适用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消极的责任主义、对责任严重程度的严格判断、以刑罚必然性和刑罚可感知程度为基础的威慑的一般预防理论,以及特殊预防论的必要性理论,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提供了理论空间。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应以严格的实质判断认定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压缩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犯罪范围。同时应合理利用立功制度、妥善处理毒品犯罪中共犯的责任、适当协调死刑与其他刑事措施之间的关系,并严格限制减刑与假释的条件,以减轻预防毒品犯罪对于死刑的依赖程度。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应逐步缓慢推进,且须有相应的社会措施同时配套推行。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