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反腐举报机制建设研究

全媒体是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条件下各种媒介实现深度融合的结果,其特点有:全方位融合、成系统组织和高程度开放。全媒体时代反腐举报的规律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传播过程的梯次化、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传播效益的高效化、传播目的的复杂化。检察机关反腐举报工作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渠道建设相对滞后、奖励激励相对缺乏、保护救济相对不足、监督制约相对缺位、舆情引导相对被动。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应着重建立健全反腐举报机制,主要包括:反腐举报渠道建设机制、反腐举报奖励激励机制、反腐举报保护救济机制、反腐举报监督制约机制、反腐举报舆情引导机制。     

全媒体时代职务犯罪线索获取及初查机制建设

贪腐线索信息在全媒体时代愈加呈现出了碎片化、海量化的特点,贪腐分子针对反腐侦查工作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段愈加隐蔽,而现阶段反腐线索的收集方式却与信息传播机制存在诸多矛盾,阻碍了反腐工作的发展.本文试构建六大机制雏形,为全媒体时代反腐工作尽绵薄之力.     

玉州区检察院强化措施推动举报工作深入开展

近年来,玉林市玉州区检察院围绕人民群众的新诉求、新期待,根据检察机关举报工作的新要求、新任务、新特点,不断更新观念、强化措施、狠抓举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强化举报宣传,着力拓宽线索渠道要扩大举报线索来源,引导群众正确举报,做好举报宣传工作是关键。该院在强化举报宣传上下足了功夫。一是宣传内容常更新。突出宣传检察机关反腐败查办大案要案取得的新成果,突出宣传检察机关为保护举报人     

依法惩治文物上下游犯罪及相关职务犯罪实践

检察机关始终保持对文物盗销链条的从严惩治态势,通过引导侦查取证,加强与公安、监委等部门协作配合,深挖盗掘、倒卖、渎职等上下游违法犯罪线索,全链条打击文物犯罪。检察机关深化融合履职,依托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等方式,推动文物行政部门建立补偿机制,强化文物源头保护,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     

侦监协作机制实现实质化运行的路径

按照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要求,各地检察机关设立了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以下简称“侦监协作”)办公室。如何更好地发挥侦监协作机制的作用,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坚持以案件审查办理为主线,以实质化运行为抓手,充分发挥侦监协作机制监督前哨、诉前主导、协作配合的作用,强化机制建设,促进履职效能最大化。     

执法规范化视角下检察与纪检监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提前介入机制刍议

随着近年来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的配合协作已密不可分,提前介入机制的构建为双方在反腐办案和打击职务犯罪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和保障。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违反程序正义的做法,有的已经危及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在依法治国的蓝图下,本文将就如何完善检察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中的提前介入机制进行探讨,以期促进司法与纪检监察衔接机制在法治框架下的运行。     

网络涉腐舆情的应对与处置

正一、网络涉腐舆情的类型对网络涉腐舆情进行类型化分析和合理分类,有利于提高收集、分析和研判网络涉腐舆情的水平,是做好网络反腐工作的基础。从不同角度,可以对网络涉腐舆情作不同分类。其一,根据载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举报网站上的涉腐舆情、公共网络上的涉腐舆情。前者可直接进入办案单位的视线,将启动相应程序,一般也会得到反馈意见;而后者常见于天涯社区、凤凰     

加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自身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强化自身监督制约,提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能力,是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保证.虽然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加强和完善执法办案自身监督制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挑战.因此,如何构建完善我国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如何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建立自身监督制约体系,是检察改革的重中之重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现代法治精神和诉讼理念倡导对权力实行监督,防止司法腐败。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同样需要监督制约,以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通过对刑事审前程序监督制约机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的必要性以及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深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助力推进检察工作机制现代化

新时代新征程下，检察机关需要探索如何从“实质化”“规范化”“体系化”上继续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以适应法律监督现代化的需求。目前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理念落实不到位、侦监协作办公室职能未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存在信息壁垒等问题。其中作为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检察引导侦查”需要从认识到实践再到传导三个维度上予以厘清和贯彻。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作为“体系化”的实体基础，未来应围绕“职责定位、人员配备、基础保障”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化完善。同时，还需要在数据建设、共享、推动方面完善“数字检察”的机制建设，以充分发挥其科技支撑作用。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