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补偿相关问题的思考

行政补偿制是现代法治国家极其重要的一项法律制度,对于规范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关于行政补偿的规定过于分散,缺乏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基本法。因此,科学界定行政补偿的概念、探讨行政补偿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和作用、分析我国现行行政补偿制度的缺陷,是构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首先应当思考的问题。     

论行政相关人

行政相关人指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私主体。行政过程就是行政权力、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相关人的权利等相互作用的过程。行政相关人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相关性 ,其与行政主体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 ,与相对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增强对行政相关人的研究 ,对于依法行政、促进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共利益的内涵、特性及其制度基础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内涵的辨析、特性的描述,及对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进行探讨,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和制度来保障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这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预防和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有着严格的区别:从对应关系看,行政权力与职责相对应,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从自由度看,公民权利有的可转让或放弃,而行政职权不可;从法律地位看,行政职权伴随着强制力,而公民权利在法律关系中则处于平等地位;从代表的利益看,行政权力具有公益性,不能代表个人利益,公民权利可以代表国家的或集体的利益,也可以代表个人利益;从来源看,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权利,而不是相反;从性质看,公民权利是目的,行政权力是手段。同时,两者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彼此影响、相互转化。     

论依法行政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政府机关依法行政是关键、是基础,因此,十五大报告要求“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党和国家在依法行政的口号下,为推动我国行政管理活动的法治化做了大量工作,突出表现在行政立法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法体系,基本上改变了行政活动无法可依的状况。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莫定了政府法律责任及其追究制度的基础。但这些并不能说明我国行政管理活动     

行政权力干预公民权利限度的探讨

行政权力对于私领域的干预应当具有限度。影响行政权力干预深度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干预对象＂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强度,其二是干预理由＂公共利益＂的强度。两者相抗后最终的强弱对比是行政权力介入深度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底线性质的权利,行政权力任何时候不得干预;对于其他权利,在特殊情况下（紧急状态）,行政权力可以根据专门的规则（紧急状态法）实施干预;而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的深度需要在个案中进行衡量,其中必须贯彻私权利优位的观念。     

反恐时代的司法权

当一个政体陷入紧急状态中，民选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往往倾向于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名义，采取剥夺公民权利的严厉措施，而司法部门就负有抵制民选机关的任务，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因其非民选的先天特征而使司法机关在保护公民权利的行动中相对民选的政府部门缺乏正当性基础。因此本文寻求通过树立一种新的民主观念给予司法部门抵制民选机关的正当性基础，增强司法权力的法理地位，从而达到在甚至当今反恐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仍能形成公民权利的一道坚实的制度性屏障。     

论依法治国的关键

依法治国的实施必须具备相应的法治基础,其关键在于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提高法律实施者和公众的法律意识,坚持依法行政。具体而言,这就是:执法者坚决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司法者(法官)完全独立,唯法为上,将法律视为自己的唯一上级,只服从法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本文主要阐述什么是法律至上观;为什么要树立法律至上观;如何培养法律至上观:以及如何合理配置行政权力,有效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从而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建立和谐的法律生态关系和秩序。     

加强权力的控制是依法行政的宗旨与归宿

依法治国 ,法制观念的增强是关键 ,正确处理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基础 ,权力合理有效的控制是宗旨。不受控制的行政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 ,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权力的控制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 ,就必须遵守基本的策略和原则。     

论行政权力的监督与管理

行政权力是国家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权力,而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十八大报告再一次明确要求推进依法行政,而有效的行政监督制度,对于我国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以及政府行政执法效率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再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阐述如何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加强和改进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建设法治、廉洁、服务、责任和效能政府。     

行政知情权的必要性及其价值的法理解析

行政知情权作为其他公民权利的前提性权利,是人民主权、控权理念与制度的内在逻辑,也是当今信息社会保障信息自由进而实现权力与权利均衡的必然要求。明确行政知情权的必要性与价值,加快相关立法,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

以保障公民权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执法,决定了执法主体确立诚信理念之必要,而诚信理念的确立反过来又将促进行政民主的进程和发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只有确立诚信理念,增加公民参与程序,合理地设置“官民”互信机制,才能实现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我国住宅权行政法保护缺失分析

住宅权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自由权,尚未扩张到生存权意义上的公民“对住宅”的权利,对该权利的保护,目前还是行政法的盲区。即使是对自由权意义上的住宅权的保护,我国的行政法也存在很多缺陷: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在保护公民的住宅免受他人非法侵入上还存在住宅范围不清、“非法侵入”的标准不明等缺陷;二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土地管理法》在尊重公民住宅权上也存在不少疏忽;三是住宅权事实上是一种没有救济的权利,目前只能将住宅权降格为财产权并依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获得很少的救济。     

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

公民能否对行政违法行为直接采取抵制行动,是法治秩序建构中一个不能绕开而又不易解开的问题。渊源于大陆法学理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没有为公民拒绝权提供一个完全对应的分析框架,不应把两者简单对接。英美法重在关注是否容许当事人在事后诉讼中对行政违法行为提出间接抗辩,更有实践意义。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对公民拒绝权给予了相当广泛的承认,其设定的标准有别于"重大明显违法"这一通常所理解的无效行政行为构成要件。原则上,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侵犯公民实体权利,公民在不能获得及时、充分救济的情况下,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抵制,都应当允许。承认公民的拒绝权是对公民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良好行政和实质法治的追寻。     

行政法中的法律优先原则研究

法律优先原则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限制行政权之滥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具体包括“根据(法律)”和“不相抵触”两个派生性原则。在我国,法律优先原则已得到运用与体现,但监督机制存在诸多缺失与不足,亟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充分发挥该原则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的应有作用。     

论政府执法方式及其变革

政府执法方式是政府执法权力的表现形态 ,体现了参与执法过程的各类主体的相互关系。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就是修正政府执法过程中参与者的相互关系 ,涉及执法观念、执法体制、执法制度以及与司法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应当坚持行政民主化、加强公开性和参与性、法制统一和人权保障的基本方向 ,特别强调行政程序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行政相关人概念的重要意义、行政与司法的关系 ,以及政府执法的人性化。     

现代行政程序的成因和功能分析

现代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依法行政的实质是依法定程序行政。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行政程序应是整合社会的一种基本方式 ,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和完善行政程序。本文从基本人权的发达 ,私法向公法的渗透和行政权内容的变化三个方面分析了现代行政程序的成因 ,以提供我们进一步认识行政程序重要性的背景知识。本文还从完善沟通 ,提高行政行为为社会可接受性程序 ,建立和维系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稳定社会和确保行政实体法实施 ,并展示自身独立的法律价值三个方面论证了现代行政程序的功能。作者认为 ,在行政权日益扩张的今天 ,能让社会接受行政权行使的结果 ,并确保社会的稳定方面 ,现代行政程序将发挥其他法律制度所无法替代的功能。     

共享权、给付行政程序与行政法的变革

给付行政时代的来临使国民共享权之保障成为行政法的基本任务。与传统行政程序相比,给付行政程序因承担了国民共享权的保障任务而体现出诸多不同的法律特色,包括去高权性、积极行动、信息支持、关注正当程序、高度强调信赖保护等。这些变化引发了行政法的主题变更、结构性变革以及角色再造,促其渐变为以平等为时代主题的、作为沟通过程的、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的行政法。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