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超越·道德——兼论德育的可能与目的

人性问题是一个千古问题.它是对人的一个基本定性,故而是一切有关"人之学"的前提和基础.道德以及道德教育就是针对人的品性的,因此更需要讨论人性前提.人性的基本论断大体有善和恶两种.这两种之间人性恶更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能与必要,同时也为人的生活设定了向道德超越的规定.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但是超越的目标和超越的生活论意义仍然需要回归于道德.因此,即便在生活论意义上,仍旧是超越为手段,道德为目的.     

自然与人性:孟子和庄子道德发生学之异同

孟子和庄子分别把道德之发生归之于自然和人性,承认道德的自然属性。在道德发生学问题上,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内在超越"。然而,孟子和庄子对于人性之自然属性有不同的判断,造成了儒、道两家道德发生学的根本分歧。孟子认为社会性的善也是内在于自然的,可以从本性中求得,同时又以人性与动物本性之不同论证人性在道德属性方面的优越性。庄子认为人之道德行为是自然而然的,一旦放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下就偏离了内在性而导致道德的外在化并进而伤害道德的真性。庄子推崇纯任自然的道德发生机制,因此不承认人在道德属性上具有优越性。     

侵权法危机的伦理诊断

侵权法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致力于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意在为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之途。我国侵权法在思考人的伦理问题时只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在类型化的过程中隐去了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从而忽略人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损害赔偿的物化趋势亦在人的生存性与尊严性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与撕扯关系,过错的客观化则使得支撑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进而导致侵权法疏于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忘却了对责任心与正义感的救济。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建构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     

“性善论”伦理思想视阈下的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

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取向和水平决定了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能否取得成效。"性善论"的伦理思想从人性出发,突出人性中的"善",肯定人人皆可为善,并指出了实现"善"的途径。以"性善论"伦理思想为指导,构建符合新形势下大学生网络道德建设的新模式。     

公正的旁观者: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伟大创新

斯密从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出发,对其独特的"经济模型"和"看不见的手"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指出道德标准和公正原则是其"经济模型"赖以实现的价值支撑."公正的旁观者"是价值的最高裁判者,是上帝、自然神性与人的德性的统一."公正的旁观者"在经济伦理思想的演进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公正的旁观者"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在现代性语境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公正的旁观者"是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伟大创新,是实现现代经济社会良序运行的伦理保障.     

诚信的含义

诚信是近德向善之人性追求。诚信是人类社会"底线伦理"之要求,也是近德向善的基础。当代著名义务论代表人士罗斯所列出六种"显见义务"中,将人们必须无条件遵守的诚信原则作为"第一要务"。诚信为履行道德义务稳定的个人秉性,将诚信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秉性和气质,这种"坚定不移"的个性具有无限永恒之力量。诚信是建立于良心之上的人性要求。由于诚信首先表现为"自爱",     

人性恶假设与市民法伦理哲学

西方近代社会之转型首先是对人之本性认识之转型 ,人性恶理论大行其道并为整个社会阶层所吸纳、提倡。自私自利的人性观念彻底销蚀了传统哲学体系中人的神性与奴性 ,更深层次也消解了对人性的道德考量内涵 ,转而以现世的享乐和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覆盖了传统经典神学和唯理主义哲学体系。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近代民法典的颁制是该时代性成果得以巩固并完善的恒久动力     

论康德道德神学对心灵秩序的自由根基重置

探讨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以确证道德发展秩序的根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论域,康德以此建构其道德神学;基于对启蒙的内在困境与现代伦理悖谬的深刻领悟,康德试图通过道德理性自身的启蒙以及宗教的启蒙确证现代理性道德信念,使自主性自由的理念成为道德神学最强有力的建构性原理,不仅将上帝存有的道德证明的实在性意义限制于主体性确证的实践理性自由领域从而超越了自然实在论,而且促进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进程,即实现了向"信仰性道德"这一现代信仰形式的根本性转变。然而,无论是基于意志自律的信仰性道德还是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都招致了诸多质疑与误解,最终把心灵秩序或弃恶向善这一心灵改变的根基问题呈现出来;对于心灵秩序的根基究竟应该是恩典自由还是理性自主自由的辨正,则涉及人文道德与宗教信仰关联的复杂性、康德自由理论对于"自我本性"与"主体性自由"的确然区分、现代人文主体的人性自救与上帝恩典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张力等问题的认识。     

人性的两个层次与法

法根源于人性。人性的自然层次与法无关;只有当人具有理性和生活于社会之中后,才产生了对"法"的需要,以协调人们之间的活动,理性也才使人有能力为自己立法,因为法是具有理性的人和谐交往的准则。正因如此,法所表达的主要是人的社会生活之道,这个道就是广义的道德,它的终极就是正义,即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当然,这个道与自然之道并不是截然分离和对立的,而是在对后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创制出来的,是人的思维着的理性为人所立的法。     

道德德性的源泉与本质刍议

“德性”确为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寻求道德德性确定性,可谓仁智纷繁.本文的伦理沉思指向道德德性的源泉与本质,以道德德性的历史与人性之源、派生之源、德性实践之源三方面探求其源泉,并以道德德性的意向性本质、“中道”本质和实践智慧本质三个方面阐发其本质,阐述其本真内涵与意义.     

儒家伦理的发展方向:人伦之理与内在超越

20世纪初以来,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主要出现了四种理论形态,即义理上的心性之学、制度伦理上的纲纪之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伦之理、精神信仰上的内在超越。然而,这些研究的现实影响与实践意义却仍有限。尽管现代新儒学阐发的"良知的自我坎限"精致而玄妙,但企图以此为根源而生发出科学与民主却是一种虚幻的构想,不能产生实际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没有了宗法家族制度与政治体制等诸多制度的支撑,纲纪之道已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而儒家伦理想要依托现代社会制度发挥作用也面临种种困难;与此相比,儒家的人伦之理与现代伦理观念相结合,在社会中还在广泛地发挥作用,影响着民风、习俗与道德风尚;"内在超越"理论则揭示了儒家伦理价值系统的特质,因其超越性而产生的伦理信仰塑造了中国人的伦理意识、道德思维与精神追求,彰显了非宗教式信仰的意义。因此,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儒家的"人伦之理"与"内在超越"理论经过重新诠释与建构性重塑,依然是中国人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这也是儒家伦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民商法到经济法:市场经济伦理与法律的同步演进

古典经济学的"自利"假设为市场经济奠定了人性基础,也为市场经济伦理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公平竞争伦理是市场经济伦理观的核心,对自由市场经济伦理的规范作用和约束力予以强化和保障的法律机制主要是近代民商法。进入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后,市场经济伦理观又发展了社会责任伦理,与之相应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以及经济法等社会本位之法由此而生。社会责任伦理中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责任伦理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伦理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法律强化和保障机制便是经济法。     

法官职业的道德义务和美德

司法伦理是一门探讨法官道德责任义务的学科。法官只有具备了美德才具有道德价值。司法伦理掌握司法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性价值、伦理关系和伦理评价,是对司法、文化与法官间的协作以及一系列共同、基本的伦理价值、规范及态度之基础的寻求和建构。司法公正既意味着维护公义也意味着“善”。对于法官的道德要求,就其形式而言,都试图将法官塑造成为比现状更加完美。司法的本体世界就是一个道德世界,是法官所从属的真正在职业精神上自觉的世界。法官生活的道德标准惟有借助于司法伦理才能形成,司法伦理的目的是为法官自身建构一个与其职业相关联的秩序。     

论现行刑事立法对传统法律文化精华的继承 以现行《刑法》对几类特定犯罪人的立法疏漏为视角

法律不强人所难是西方的著名法谚。当法律与人伦关系、人性道德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在多大程度上包容民间基于人性而生的伦理关系、基于同情弱势而生的道德取向?中国自古就对亲情犯罪、年老废疾者规定了有别常人的减免刑罚制度。然而这些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却     

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不仅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不仅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而且要容忍人性中利己的要求,这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而正是中国刑法人性基础的薄弱乃至于人性宽容精神的缺位,引发了中国刑法的道德化危机,并导致了中国刑法在立法制度安排、司法实务适用和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误区,因而需要以利益平衡为原则,培育中国刑法的现代伦理品格。     

公正的旁观者：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伟大创新

斯密从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出发，对其独特的“经济模型”和“看不见的手”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指出道德标准和公正原则是其“经济模型”赖以实现的价值支撑。“公正的旁观者”是价值的最高裁判者，是上帝、自然神性与人的德性的统一。“公正的旁观者”在经济伦理思想的演进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公正的旁观者”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在现代性语境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公正的旁观者”是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伟大创新，是实现现代经济社会良序运行的伦理保障。     

法的伦理性价值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对法的价值追求作出伦理学角度的重新审视,法的价值的道德性和人性化使之必然带有伦理性色彩,研究和关注法的伦理性价值,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忠诚于法律的职业伦理——破解法律人道德困境的基本方案

作为法律人共同体的构成条件之一,法律职业伦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的法律伦理的基本立场,是围绕客户利益展开的"标准概念"。但是,由于标准概念本身存在着工具性与家长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它经常会面对两种反对意见:其一是认为职业伦理应当要求法律人是个好人的"日常道德"立场,其二是认为法律人应当对整个法律实践的道德吸引力负责的"政治道德追问"立场。经过对"为什么要有法律职业伦理"与"司法的三重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讨论,法律职业伦理的政治道德立场具有明显的论证优势,所以法律人所负担的职业伦理是:他们应当对整个法律实践的道德吸引力负责。     

浅论尼采对“生命世界”的追求

对生命世界的热爱是尼采的哲学基点之一,尼采首先看到宗教和旧道德对世界真实关系的颠倒,忽视人的现实生命,为了让人们回归现实的世界——生命世界,尼采不断号召人"成为你自己"。为此尼采深刻的揭露了"另一个世界"的真实面目,试图将人的生命从理性、道德和上帝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刑事诉讼立法人性基础比较研究

关于"人性"的理论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在不同人性观影响下所作的不同法律制度安排和司法实践却截然不同、渐分优劣。以"经验人"和"人性恶"为立法人性基础,必将带来法治和程序法的发达,并使刑事诉讼法防止司法权滥用和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以"理性人"和"人性善"为立法人性基础,有可能导致程序法相对不完善和不发达,并使刑事诉讼法沦为人治的附庸,其防止司法权滥用和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也无法真正实现。本文在比较中西方法律人性对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影响的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人性基础的应然性进行相应研究,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刑事司法应以"人性恶"作为人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