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恐怖主义犯罪及其预防研究

塔吉克斯坦1994年以来恐怖主义犯罪不绝如缕，犯罪的特点是在犯罪手段方面，恐怖主义犯罪分子除进行小规模爆炸或者绑架勒索以外，还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犯罪组织呈现明显的国际化趋势；犯罪组织多方面保障经济来源；犯罪活动大多打着宗教的旗号实施。犯罪的原因包括社会与政治的封闭性；经济存在严重弊端，社会矛盾重重；社会的伊斯兰氛围日益浓厚；国内青年群体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膨胀；塔阿边境地区武装分子越境趋于失控，外部环境恶劣；走私活动猖獗，助长恐怖主义犯罪势力；“萨拉菲”的恶劣影响等。犯罪的预防措施包括强调政教分离原则，依法管理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通过专门法律打击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积极帮助极端分子回归社会；加大对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加强反恐怖主义资助的执法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反恐能力建设；努力发展经济，并扩大到国外就业。塔吉克斯坦预防恐怖主义犯罪存在不足之处。     

关于恐怖主义犯罪心理和行为特点的初步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作为由某些组织或国家在恐怖主义理念支配下,通过暴力或其他危险方法造成社会恐怖,以实现其政治、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目的的犯罪行为,是一种新的犯罪样态。这种犯罪往往具有较为独特的认知、情感特点和意志品质,也具有较为独特的行为特点。为更好的打击、预防这种犯罪。应加强其心理和行为特点的研究。     

试论恐怖主义犯罪

本文从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特征、目的特征、手段特征和对象特征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分析了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提出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包括：标本兼治,努力铲除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国内立法。     

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防范浅议——中国语境下的探讨

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采用暴力等手段打击无辜者以制造社会恐慌,以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或取得政治优势目标服务的犯罪。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由民族主义引发的,突出表现为西藏“独立”和新疆“东突”问题。在防范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中,政治和刑法手段只能治标,社会政策则是治本之策。通过完善和加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经济、语言、教育、移民和宗教等政策,消解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思想基础的民族主义情绪。     

惩治、防范恐怖主义犯罪的反思与应对

国际社会打击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存在诸多问题:法律理念和法律规范的差异、狭隘的主权和民族利益观的影响、文化冲突的催化、超国家机构的作用有待完善、国内立法存在缺陷。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应对:逐步淡化主权意识;加强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减少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文化原因;尽快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国内反恐立法。     

试析有组织犯罪分子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腐蚀及其对策

贿赂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是有组织犯罪分子隐瞒犯罪活动、逃避打击、继续作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而党内存在的大量腐败现象,少数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和犯罪组织雄厚的经济实力,给犯罪分子运用贿赂腐蚀手段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从而使腐败和犯罪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这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犯罪催化剂的作用,直接妨碍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同时也使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本文对有组织犯罪运用贿赂腐蚀手段的普遍性、客观必然性、社会危害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要从根本上防止贿赂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有赖于我党廉政建设力度的加强和反腐败斗争成效的提高.     

恐怖主义犯罪证据采用困难及我国入世后的预防对策

9·11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犯罪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恐怖主义犯罪在证据采用中存在着较多困难:证据收集、DNA鉴定及声纹证据的采信等。入世后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强化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措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布主义;确立普遍管辖的原则;加强立法;长期监控、重点打击。     

国际恐怖犯罪及其成因探析

国际恐怖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危害,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宗教、道德等诸多因素,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实施恐怖活动为主要特征,本文从恐怖主义活动来界定其概念,并试从几个方面探讨其成因。     

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治策略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成为危害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重要且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频繁发生,破坏规模增大,覆盖范围更广,并往往与民族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如何有效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与各国刑事立法需要迫切回应的课题。本文拟从国际反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现状着手,分析其犯罪性质,在揭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新特点的基础上,就惩治与防范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及法律对策加以论述。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判刑罪犯的心理矫治

有组织犯罪是当前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对此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使之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含义、特征和类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矫治对策。分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原因，认为社会控制弱化和腐败，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在严打的高压下，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心理矫治工作，对那些初陷泥潭、涉恶未深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进行帮教，引导他们重回社会，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