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治理市场机制的构造

网络谣言治理体系中存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的界分。我国当前仍以政府规制为主导,忽略市场机制的功能,也缺乏对两者的有效衔接与整合。为了实现保障言论自由和维护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市场机制应在网络谣言治理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规制宜在市场机制失灵或突发事件状态下介入。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用户、网络服务技术是网络空间的基本构成,与之相对应的互联网行业自律、互联网教育和互联网技术等市场机制有着不同的治理功能和运行逻辑,进而建构起"平台—用户—技术"三位一体的网络谣言治理市场机制。     

创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模式 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地区政府在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民族地区政府职能模式的改革与建构,政府职能模式的配置与运行方式的转变,既要遵循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又要符合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特点和现实需要。即民族地区政府主导型职能模式的存在有某种合理性,又有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要性。因此,民族地区政府职能模式的建构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经济调控、管理、规范等职能,而且要与提供公共产品、助推公民社会成熟之间实现有效衔接。     

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互动逻辑

正在中国这样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单一制大国,地方政府担负着重要的治理职责。作为多任务的行为体并受制于有限的治理能力,地方政府在多目标的管理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目标间的竞争。"政治任务优先做、经济考核重点做、依法行政尽量做"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现象背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中国国家治理内在权力结构与互动逻辑又是什么?本研究旨在从结构与机制的层面出发,建构整合     

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基于区域政府间行政协议的视角

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治理,在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为解决区域问题的有效模式.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区域与区域间合作的发展是行政协议产生发展的母体和推动力,本文主要基于区域政府行政协议的视角来展开讨论,分析行政协议存在的基础和现实发展状况并结合美国州际协定来看我国公共事务的跨域治理问题.     

深化公司治理与政府金融治理能力研究

<正>2015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特别致辞,强调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也不会"硬着陆"。时至今日,事实证明中国政府采取的公司治理与政府金融治理措施,在保持经济增长中高速同时,既防范了债务、金融等潜在风险,又平衡了稳增长和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继续走在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经济管理"专栏尤其注重深化公司治理与政府金融治理能力研究,它不仅     

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制度化协调——区域政府的法治化路径

为了解决跨地区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问题,需要建立地方政府制度化协调模式,即成立区域政府。与地方政府相比,区域政府在其属性、设立、功能、权力来源、经费来源、组织机构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在解决跨区域问题方面有其优越性。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政府,要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区域治理模式基础上,从区域立法机制、区域执法机制和区域司法机制的角度构建区域政府的基本框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治理路径研究——以电白、宾阳、儋州为考察对象

近年来国内产生一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各自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手法特征,各地政府加大整治力度并形成一系列成功经验。电白、宾阳、儋州作为环北部湾地区的三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在人口、经济、地理等条件上具有相似性,当地政府在整治犯罪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大数据治理"、"全链条治理"和专项行动"以打促防"的治理特色。同时也具有三大治理共性,即组织模式上以党委政府牵头的协同治理,基层动员上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基础工作,法律威慑上采用公开审判并附加财产刑以削弱犯罪者的侥幸心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的治理经验可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犯罪重点地区治理模型。在运用治理模型实施具体地区的犯罪治理时,要进一步扩大治理主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注重治理客体的全覆盖与差异化,发挥大数据的技术治理作用,运用刑事治理既要认识到其有效性,也要考虑其有限作用。     

下放立法权之后需着手解决三个问题

立法法首次修改,其修正案草案拟将地方立法权授给设区的市,这意味着200多个设区的市将享有地方立法权。我国地域宽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使地方具有更多的自决自治权,以制订出更加适合区域特色的治理方案,打破全国"一刀切"的立法格局。这意味着国家在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改革步伐。然而,下放立法权需解决好3个问题。     

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直接代表了政府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可以使我国更加从容地应对转型时期多发的社会问题。治理理论为我国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结合治理理论,认为制约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提升的障碍主要有公民社会发展的滞后、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过于集中,只有解决这几个问题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问题。     

论我国府际关系的法治化——以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切入点

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目前处于一种失范、失衡、失控的状态。此种格局的存在使得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课题。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条块分割"的权力体制以及民主发展的相对滞后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的三大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的基本方略:一是行政区划与政府层级的重构;二是事权明晰划分与分税制的全面建立;三是财政资源整合机制与府际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而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在实现途径上有维持现状方案、法律改革方案与宪法改革方案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