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发展的概念分析——兼论中国法律发展的理论范式

法律发展概念不等同于法制现代化理论。法制现代化理论因为强调"传统"的后发展国家的落后与"现代"的发达国家的先进而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法律发展概念强调的是法律发展主体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同时,又注重各主体间的交流性,因而其内涵显得更为丰富。当今中国对于法律发展的研究理论在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呈现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范式:以梁治平为代表的"文化论"、以朱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论"以及以葛洪义为代表的"现代化范式"三种范式。     

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关于几种“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延伸与比较

强调法学研究范式由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是,日渐凸显的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也存在着一定的虚幻性。在反思立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与司法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还应当认真对待行政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与民众中心主义研究范式。比较分析这四种法学研究范式,有助于促进不同研究立场之间的融合与沟通。     

再论法的概念

对法的概念的理解,决定着法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汉字古体字“法”透出的古人对法的理解贯穿传统中国社会,法家和儒家都将法视为工具。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提出的法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缺陷,是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产物。法人类学关于法的理解可以为中国的法学研究本土化和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提供一条路径。     

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以环境资源法学为视角

现代法学的研究范式是以哲学的主、客二分范式为基础的 ,这导致了人与自然在法律上的紧张关系。只有改进传统法学的研究范式 ,才能将由可持续发展观念所引起的法律革命进行到底。环境资源法学是从法律上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学科 ,是以其独特的环境资源法学“范式”为推理基础的学科。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和伦理观为基础 ,通过一系列概念和范畴的联结 ,形成环境资源法学的术语体系以及特有的学科规范体系和研究范式 ,才能形成环境资源法学的理论体系 ,进而带动整个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

我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的特点,造就了同时期法学研究的“立法中心主义”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功能设计与规范建构为路径的立法论研究范式、大规模引进域外立法材料引致的外源型研究范式、基于立法引导型建构的学术导向范式。这种“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为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充实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体系前研究范式”隐含的学术缺陷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法治不断发展的需求,有必要向“体系后研究范式”转型。在建构体系后研究范式时,宜确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立足中国场景发现和讨论中国问题、基于平等心态拓展法学知识的域际交流、开展问题导向的新综合研究、赋予解释论研究以应有的时代使命。     

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阐释与构建

计算法学作为新法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范式的变迁，在于数字信息文明进程中新科技发展的冲击与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因法律与科技相融而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领域和命题。计算法学研究范式的整体构建，需要在计算法学初步成形基础上，提炼出计算法学蕴含的主要命题，包括法秩序有序性、整合模式、法治协调共生等，并使计算法学的构造与原理体系化。计算法学研究范式基本课题的构建，既是对人工智能法学、数据法学到数字法学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法律与科技在法学方法论、法律规制论、法律数字化层面的转型升级，还是回应数字信息文明中数字正义、数据包容、协同共治的数字法治范式的展示，合力于数字法治建设以及全面提升作为新法科之计算法学研究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中古法制文明论——以“法理”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中古时期,法制文明获得突破性发展。无论是法学理论还是法典编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而"法理"概念的提出则为此时期法制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中枢环节。为满足解决秦汉法制困局之需要,在汉魏以降政治、学术环境熏陶之下,"法理"概念应运而生,这是中古法制文明演变中的一件大事。中古法学以"法理"为法律之本,以论理辩难的逻辑方式求贯穿法律之通理,将先秦法哲学的宏大论述与秦汉法律注释学的微观考证连成一体,促成了古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完整与成熟。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古律令制度的系统化与完备化,对中古法制文明之演进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今日之法学研究亦颇具启示。     

对西方法学"解构"运动的解读

解构主义思潮渗透到法学研究领域形成蔓延了法学的"解构"运动。西方法学的"解构"运动与其说是语言学、哲学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外部刺激,更不如说是法学之内的反思积累的支持的结果。法学的"解构"运动拆卸了宏大法律话语、消解了法学中的"二元对立"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颠覆了法学的"中心主义"等级观念,大大拓展了法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使法学研究出现了多元趋势;但另一方面,解构主义思潮的怀疑主义倾向也给法学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具有元批评性质的解构主义法学研究缺乏实践指导性,没有方法论的意义。     

儒家法学与西方传统法学的比较

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当前法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中国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因此这样的比较研究变得十分困难。但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摄取中西之精华,剔除其糟粕,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明,又吸收了西方近代进步的法律思想,对我们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无疑是有益的。     

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理解——兼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同时具有促进和制约研究的辩证属性,因此需要对概念进行反思。“习惯法”、“民间法”这两个概念对于挑战和批判“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习惯法”、“民间法”概念定义过于宽泛,使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性质和不同运作方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区分,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在法学研究中,可以尝试用“社会控制”概念来弥补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不足。     

反思千叶正士的“天道式法律多元主义”

日本学者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一书,可以说是非西方法学学者对西方法学传统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一个有力挑战。这本书的魅力之一,在于它在对日本本土研究的基础上,以法律人类学的独特视角,提出了其“法律文化的同一性原理。”其实我认为,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Ｅ·霍贝尔所提出的关于“公规”(或“文化主题”)的理论中,就可以隐隐发现文化同一性原理的影子;这样说来,千叶的上述理论,实是对霍贝尔文化观点的一种吸收与深化。①这也意味着,法学与人类学愈加明显的合作倾向,为法学领域注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一)千叶正士的“法律…     

后现代主义法学理论述评

本文重点评析了后现代主义“法学”在学术研究范式上的转变及其对传统法律理论的挑战,并就我们在依法治国的伟大征程中如何扬弃西方法学理论,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谁之中国?何种主体性?——再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批判其他法学理论模式陷入"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现代化范式"危机,邓正来教授提出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仍然是一种根据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     

法权中心主义要点及其法学应用

法权中心主义的研究活动在中国法学界已经开展了近20年,现在试做些总结评说。法权中心主义法学是在与权利义务法学和权利本位研究范式的对立和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前者对后者进行了间断的然而是有力度的批判,同时也承认和吸收了后者的有价值的成果。法权中心主义基于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具体情况,提出和初步证成了一系列基础性法学命题或理论观点。法权中心主义曾被用于尝试解决一些法学基础理论问题,但涉及面不够广泛。法权中心主义发轫于宪法学领域,在宪法学研究领域得到了较系统的运用,它关注并且探讨了广泛的宪法学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传统学说的学术见解,并且大体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教材和教学体系。法权中心主义还远远不够系统,面临着不少挑战。     

浅论生态文明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将"生态文明"纳入原有的三大文明理论体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也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外生态文明观的形成和发展,从文明概念说起,介绍了从西方的文明观到我国现在的生态文明观的发展历程。然后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努力。接着笔者论述了生态文明之于人类幸福的关系,最后阐述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要坚持的环境资源法律原则。     

"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本文针对当前亚洲"法治"建设之窘境,提出亚洲法哲学研究的理论结节点,在于重新解读现代法治的"历史"本体,后者主要是由一些西方历史哲学家(如维柯、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法学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梅因、萨维尼)在"西方中心论"的理念基础上所描述的"虚幻"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范式.它贯穿在现代法治理论的全部概念、原理和体系当中.当前,只有批判并超越此种带有鲜明霸权话语烙印的"历史观念"和"世界图景",方可推进多元化的世界法律文明体系的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共存共荣的美好前景.     

对西方法学"语言学转向"的解读

法律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下半叶,伴随哲学研究的发展,西方法学研究也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先后出现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并给现代法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值得我国法学研究借鉴和吸收.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国法律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理论创造,是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成果、并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实现扩展与升级的理论贡献。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生命共同体"为核心,创新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价值论;以"整体观"为要旨,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法论;以"协同推进"为目标,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学理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实现路径包括完善生态文明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健全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体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