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养老金制度改革

本文简要的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的《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为标志,首度提出了"三支柱"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模式,十几年间在全球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运用。第二阶段以2005年底世界银行出版的《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际比较》为标志,此阶段将"三支柱"的养老金模式扩展到了"五支柱",使养老金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斯堪的纳维亚与欧盟“工作—家庭协调”政策过程的批判性回顾

文章将回顾欧盟"工作—家庭协调"政策的发展过程。首先选定了几个欧洲国家,对这几个国家中的女性就业结构和生育水平进行了研究,并概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普遍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对欧盟政策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随后,追溯欧盟"工作—家庭协调"政策的发展历史;最后,利用欧盟委员会资助的一个跨国研究项目——"变迁:性别、亲子关系以及欧洲的工作场所"所收集的数据,提出有必要发展惠及大多数人的福利以及将良性政策制度化的观点。文章认为我们要更加关注家务的性别分工,以促进性别平等和帮助劳动力市场中的母亲们和父亲们更好地实现"工作—生活平衡"。     

中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性别本质主义检讨

延续计划条件下的特殊保护模式和忽视家庭责任分担的立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限制女性职业发展和造成性别歧视的制度性因素,同时也与当今世界范围内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发展理念相悖。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强化了传统的分工模式;而法律在家庭责任分担上的缺席则强化了男性支配女性的现实。中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重构必须检讨性别本质主义的影响,切实把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女性平等工作权的立法过程。     

中国城镇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研究——以1995年至2005年上海市和成都市30万份报刊招聘广告条件为例

我国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主要原因并非劳动力供大于求,而是现有的法律制度对用人单位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固有的弱势形成的劳动力成本高于男性的经济因素规制不力.由于我国在制度规范设计上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以致难以起到约束用人单位任意性别选择的规范作用.完善禁止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对女性就业的社会补偿和保险制度,实行用人单位人员性别最低比例的制度,完善多元化的就业性别歧视纠纷解决机制,培育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等.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对女性养老金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基于对广东省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生育孩子数量对女性养老金有显著影响,女性会因生育遭受“养老金惩罚”,且“二孩”生育女性遭受的养老金损失高于“一孩”生育女性。可见,“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不仅作用于女性职业生涯期间,还作用于女性年老退休以后。因此,应坚持性别平等的原则,完善退休制度和公共托育服务,合理制定缴费年限、缴费指数、账户设置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标准,以削减女性“生育养老金惩罚”,提升“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列宁晚年国家观创新及其当代意义

列宁晚年国家观的创新发展经历了三步曲:一是1921年春,提出转向新经济政策,同时阐明了进行国家政策改革的必要性;二是1921年底,提出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同时深化国家职能的改革创新;三是从1922年起,提出把新经济政策作为长期坚持的道路,同时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和国家制度的创新发展,以保障新经济政策顺利推进,防止官僚腐败症的蔓延危险。列宁晚年国家观,是我们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上的源头活水,对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发达国家老龄友善城市建设轨迹及其借鉴意义

老龄友善城市的建设,指从老年人口视角考量城市或社区的户外活动空间、交通、住房条件等建设状况,同时给予老年人口充分的尊重,大力支持老年人口参与社会,并提供老年人口社区卫生保健及生活需求的各项服务等。发达国家老龄友善城市建设起步较早且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建设轨迹上看,各国老龄友善城市建设与"在地安老"的逻辑起点一致,前者是后者的政策推进;二是各国老龄友善城市建设与老年阶段的三项制度安排(公共养老金、医疗保险与长期照护保险)存在政策协同效应;三是老龄友善城市建设项目符合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运行机制。研究提示要利用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推动我国老龄友善城市建设。     

性别排挤与平等追求的博奕——以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与男性家庭责任意识为视角

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均存在着性别排挤与平等追求的博奕。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之后,这种博奕集中表现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和男性家庭责任承担的博奕。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在公共领域直接表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在私人领域则直接表现为男性家庭责任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在于女性劳动权益的救济——强化男女平等精神,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强化劳动保障意识、强化社会监管体系。男性家庭责任的承担在于女性家庭权益的救济——强化社会性别意识、强化性别平等观念、强化发展资源共享。当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与男性家庭责任承担紧密共融、相互促进之时,就是男女两性的实质平等和男女两性的充分解放之时。     

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重构福利国家的边界

论文衔接欧洲福利国家的理论路径,分析德国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特征,包括一个中等程度的"去商品化系数"、较高的法团主义系数以及一个带有阶层区分特征的养老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其自身的历史原貌。在基本制度设计方面,德国将过去的唯一支柱模式转化为三支柱模式,其核心改革措施为建立国家鼓励的私人基金积累的养老制度,其改革的标志事件是建立"里斯特"养老金。与英伦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基金积累模式不同的是,德国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国家严格监管的、严格控制市场准入和投资的社会福利市场,打破了过去"国家"和"市场"相互区分的二元模式。     

一种替代性的政策选择:延迟女性退休年龄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支付危机日趋严重,提高退休年龄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本文对普遍提高退休年龄进行利弊分析,分析得出普遍提高退休年龄不合理,而当前女性退休年龄过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较长,远远低于男性。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通过分析该政策的可行性,提出延迟女性退休年龄的具体设想,采取渐进式的弹性制度。     

新中国60年婚姻立法改革述评:基于性别平等的观察与前瞻

从1950年到2010年,我国完成三次主要婚姻立法活动,先后颁布实施三个婚姻法案,基本建构起以男女平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婚姻法规范体系。然而,从性别平等视角观察,三个婚姻法文本中的性别平等并不彻底,既有法定婚龄男大女小等歧视女性的条款,更有以"抽象人"为规范对象而忽视不同性别人在经济社会环境中差异性的所谓"中性条款",其适用结果不利于女性。未来婚姻立法,应当增强性别敏感度,充分尊重女性群体在经济、社会、财产等各方面仍弱于男性的事实,采取差别待遇政策,从追求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平等;并应当从细化防治家庭暴力条款等八方面完善婚姻法。     

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偏差为何形成?——基于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视角的分析

【问题】作为非移民国家,日本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边门"渠道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虽然政府在设置这些渠道时强调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但伴随外籍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其权益问题却日渐凸显。如何解释这种政策偏差的形成?【方法】论文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言辞、输出和结果进行区分和对照,界定政策偏差;并以日系人劳动者和中国技能实习生为个案研究对象,从移民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两个维度研究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导致政策偏差的机制。【发现】日本政府在设置"边门"渠道的同时主要依托商业化的力量管理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的跨国流动,这些劳动者进入日本后成为日渐弹性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政策执行的这两方面社会嵌入推动了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但却导致这些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受到限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也很难得到提升。【结论】论文从理论上指出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劳工移民政策面临劳工跨国流动的"商品化"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的结构性限制。论文也指出了日本政府在改革外籍劳动者管理体制的同时,加强对劳动力市场规制的必要性。     

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以“诸神之争”为背景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道"和"术"两大内容,"道的现代化"和"术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根本目标。其中"道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基础所系。"诸神之争"是中国"道的现代化"面临的历史情境。无论是"决断"还是"商谈"都无法化解诸神之争,以合作作为价值共识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现代国家治理应该最大程度地的促进社会合作,提升社会合作的水平。法律既不应该以权利为本位,也不应该以义务为本位,而是应该以合作为本位。行政法既不是控权法,也不是平衡法,它应该是构建、保障和修复良性官民合作关系的法。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思考

我国新近的反恐刑事立法明显呈现出预防性特征,它体现的是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政治宽容度的降低和刑法对秩序和安全价值保护的强化,在当下的我国,其不失为国家的理性选择。但刑法必须维护法律基本价值在反恐领域的有序而合理的组合关系。国家要警惕幽暗而缺乏宽容的刑事政策借反恐之名进一步扩张,"敌人刑法"的观念是一种危险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国未来反恐国家战略与刑事政策现代化之路,在刑法领域,有赖于合理平衡安全价值与公民自由的关系;在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方面,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刑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合作。     

离婚案件审理中法官话语的性别偏向

运用听审记录和访谈资料进行的话语分析,向我们展示了离婚案件审理中法官话语的男性偏向,其深层次原因包括:照顾弱者政策的执行受到女性形象转变的冲击、中国日趋格式化的司法体系缺乏对性别意识和女性话语的关注,以及法官话语性别议题背后的权力配置。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揭示与分析,希望促进人们对司法领域中失语群体的关注,从而有助于构建更为完善合理的司法体系。     

谈谈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问题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今年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决定。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有效地运用经济法来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如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监督企业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处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应该重视对于经济法的研究。     

论仇富引发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在当代中国,对贫困与犯罪问题的研究无疑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贫困与犯罪问题经常与"仇富"现象有关,"仇富"导致犯罪的发生,可以从犯罪人、被害人,以及国家和社会政策等不同方面寻找原因。为了减少、防控因仇富引发的犯罪,全社会尤其是国家和已经富裕起来的群体更要充分认识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危机。无论是贫还是富,都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但先富起来的人更要多担责任,有所作为。解决与仇富有关的犯罪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贫困问题本身。国家在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同时,还要逐步健全和理顺纠纷解决机制。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应有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确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和完善"的十三个方面的制度体系之一,这揭示了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关系。深入分析和探究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依法治国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及其法律保护

在广义劳动价值论视野,家务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是提供劳动力产品、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目前在我国,家务劳动的法律保护缺失,这对家庭的分工合作、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家务劳动保护法律制度,将家务劳动作为国家正式职业列入全国职业分类,政府部门应建立家务劳动的评估标准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