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治文明的两个重要范畴

各国基于历史条件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在法治文明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有所不同的。就当代中国而言,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社会权利的有效保障,是现阶段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两个重要范畴。该两项要务的法治化和常态性的强力构建,很大程度上将成为2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文明进程中的题中要义和执政党兴国安邦,福祉社稷,建设和谐社会与平安中国历程中的重中之重。     

缩减法治成本之思考

本文从与法治收益相对比来明晰法治成本的内涵,试从建设法治政府以及界定法治的边界两个视角来探讨降低法治成本的问题。文中一方面通过论述怎样的政府是法治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设法治的途径以及在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应当奉行怎样的法治观念;另一方面简单界定了法治的边界,只有厘定了法治的界限,才能更有效的实施法治,而建设法治政府,也是为了更好的降低法治的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法治,其实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

法治,是时下中国社会正欲努力付诸实践的宏远方略.中国社会在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也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必然转轨,这既是中国人民在历经苦难、思考和探索之后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开始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后一个必然选择.为了加速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围绕着法治建设而展开的法律教育、法律宣传正如火如荼.但站在一个稍高一点的层面,面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思考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指出,实行法治,实现法治,在深刻的层面上,首先是加强法治意识的培养;在现实的层面上,其实是一个由上而下的实践过程.     

社会转型中的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变迁——来自苏北农村的实证研究

法律意识是法治模式构建、运行与变迁的先导和基础,直接决定和反映着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法治状态和法治水平。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培养始终伴随和影响着农村法治化建设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因此,研究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问题,必然要将农民的法律意识置于其中,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法律意识的变化及其特点．将法治建设与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律制度的创新结合起来。     

估量法治成本与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研究到了应该将重点从揭示法治好处转向评估法治成本的时候了。能不能充分认识和勇敢面对实行法治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实行法治须付出的成本主要有 :政策等在国家规范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得大幅度缩减 ;在一定时间内影响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妨碍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或发展 ;在司法过程中牺牲部分实质正义 ;牺牲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许多原有的权力和自由 ;增加国家机关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 ;增加公民的法律支出。     

萨维尼法哲学思想与乡土中国

萨维尼为19世纪历史法学流派的先锋人物,其提出了德国法构建中的民族精神性,即认为法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自给自足与自我演进的过程.乡土中国法治进程举步维艰,个中原因不外乎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面对冲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法治社会的进程应当认真品味萨维尼“民族精神”的法哲学思想.     

阻碍中国农村法治进程的若干问题的反思

当代中国正迈进法治文明时代,但是中国农村法治进程却举步维艰,在人们从理论,从思想,从传统礼治分析的同时,更应该走进农村,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去切实的体会他们的难处,去找出农村法治进程阻碍的症结所在,去驱除笼罩在农村、农民头上弥久不散的阴霾,从而共同迈出法治文明的步伐。本文从经济成本、惧权观念、权利意识以及普法现象分析农村法治进程的阻碍。     

法官道德现代化与司法公正

(一)作为法治现代化主体的法官道德现代化 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作为现阶段中国时代课题的法治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多重目标的标准体系,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而且还有“价值观念”、“生活准则体系的”现代化。当然,任何社会实践都离不开社会主体,法治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追求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故而也决定了法治现代化首先是中华民族自身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一个包涵了人类思想、行为以及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其核心是人的     

权利的另一个成本:国家认证及其西方经验

国家认证的西方经验表明,认证是权利的另一种成本,是建构良好的法治和治理秩序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认证的公共性,体现在它几乎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前提,因此堪称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的基础"。在建设法治国家、税收国家、福利国家和监管国家的过程中,现代国家需要不断增强其认证能力,让多数人进入认证体系,从而加快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提升法律与政策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沟通国民的中间成本,逐步实现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良治状态。认证这种"治理术"在发达国家的制度化和例行化,应当为追求民主法治的人们所正视。     

中共中国公协党组第46次(扩大)会议发言

正中国公协党组副书记、中国公证协会会长丁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应对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应该怎么走,体现了党中央对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非凡驾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也充分显现了这种定力和自信。     

律师:法治进程的开路先锋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法治的价值毋庸置疑,法治的目标也毫无异议。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折射出的是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法治建设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但我国的法治进程也     

习惯法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位——从一个模型的建构说起

习惯法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同制定法处于同等地位,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分别形成了"道德——国家制定法"和"禁忌——习惯法"两个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法律体系,两个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共同在社会控制系统中起着维系民族文化、规范社会秩序和引导法治方向的作用。在法治至上的现代社会,通过对习惯法主体地位以及其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来构建中国语境下以善为主导的法治社会,使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渗透进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对于民族记忆的保存和国家法治的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

穷国无法治 ,愚昧无法治 ,乱世无法治。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法律经济成本都付不出的穷国 ,但也不属于可以付出足够法律经济成本的发达国家 ;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愚昧国家 ,但也不属于完全具备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的国家 ;我国不是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 ,但波澜起伏的社会变革对法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是一种客观规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建设10大规律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正在逐步提高法治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方式的程度,促进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发展政党政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法治政府、促进公正司法,以及保障人民参与,已经成为不能逆转的历史逻辑、现实选择和未来走向;中国法治需要借鉴世界法治经验,更需要一个中国过程,因而必然具有中国特征,中国特色法治将成为世界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的实践历程,总结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出中国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推进法治进程,是中国法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论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

与传统法律思维方法相比,法律经济学方法有其自身的优势,尤其在用于分析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时.统计推理领域中"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分类方法为研究刑事错案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我国司法机关对刑事错案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权衡,特别是对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进行评估以后,最终确立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司法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法治的进步精神.     

论程序正义之用——通过程序挑战法律

随着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摈弃,程序正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肯定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程序正义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大展手脚。法治建设不仅仅是国家的事,它的实现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努力,因此本文换一个角度着重从"守法"方面分析了程序正义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作用。     

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民法——纪念《民法通则》施行20周年

当今中国的法治进程,既可以将1979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恢复民主与法制建设视为开端,也可以以1982年宪法作为起点.然而,某种程度上说,1986年4月12日通过和公布、1987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民法通则》是其过程中的一个新里程碑,这是因为民法的出席对于这场法治进程具有独特的实质意义.按照康德的说法,民法是那种"不需要向外公布的法律的体系",[1]因而也是全部法律的内在基础,由此推导,民事立法实际便是对那种内在法律体系或者说法律内在基础的意识觉醒.所以,今天来回顾一下《民法通则》所开启的法治新历程以及民法在中国这20年法治建设中的独特贡献,是有必要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民法和法治发展的未来取向.     

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多年梦想,它标志着中国正以坚定的信念和步伐跨向二十一世纪的“法治时代”。然而,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总体性进程,公民意识作为一个关键的结构性要素,必将发挥重要的内在动力机制作用,特别在我国缺少民主与法制传统,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整体转型过程中走向法治,公民意识的“文化霸权”作用就更不可或缺。     

我国司法改革第三波

在今日中国,正如市场经济与旧经济架构的冲撞一样正在引发种种混乱与动荡,一个传统社会与它的日渐现代法治化的进程也在产生各种摩擦。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以政治与意识形态取代法律的状态,但也要承认以理想的现代法治体系改造中国社会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区域法治发展与文化传统

推进区域法治发展,乃是法治中国建设应予施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与策略选择。认识和把握文化传统对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无疑是我们打开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奥秘的一把钥匙。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历史惯性力量,深深地嵌入广大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其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与社会共同体内在关联,无法分割。文化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区别,无论是文化大传统,还是文化小传统,都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对于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当下中国及其各个区域社会,需要我们重建文化传统在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文化传统之重建有机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使之成为日常生活过程的内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