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上诉利益审查制度的缺失与建构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上诉利益是提出上诉的实质要件,“无利益,不上诉”是判断上诉合法与否的标准,对不合法的上诉,法院裁定予以驳回.社会伦理规范、诉讼经济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共同构成了刑事上诉利益的理论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上诉实质要件和上诉和益审查制度的规定,相关研究几近空白,实践中不加任何限制的上诉在增加诉累、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导致二审庭审时出现“控辩错位”的异常现象.为消除以上弊端,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的经验,增加上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明确上诉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从而推动刑事上诉利益审查制度的中国式建构.     

试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方法——兼论与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区别

刑法的公法地位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决定了刑事案件的裁判有着与民事案件不同的原则和方法。罪刑法定作为刑事法律的帝王原则,使得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自制和谦抑的特性。自由裁量是法官面对法律条文的抽象普遍性与个别案例的具体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所作的策略选择,体现了司法权的扩充和张扬。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方法,应当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求得兼容与平衡。     

刑事审级制度比较研究

刑事审级制度是一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该国的法治传统和司法理念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审判实行两审终审制,该制度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合理性,但从世界范围内刑事审级制度发展的趋势来看,两审终审制已不适应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其固有的体制性弊端日益显现。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裁判公正与效率相统一,有必要在对刑事审级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构适合我国实际的刑事审级制度。     

作证抑或保密: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

当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0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而现行《律师法》第38条又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两者在法律适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如何在作证义务与保密义务之间求得平衡成为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冲突的解决之道有赖于对律师制度的正确理解和对刑事诉讼价值的综合考量。     

从幕后到前台——对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的思考

健全的证人作证制度不仅是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更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我国目前存在着证人出庭率低这一较为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包括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立法上的自相矛盾、证人强制性措施的缺失、证人权益缺乏有效的保护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今后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应从强化公民法律意识、强化证人作证的立法、明确对证人的保护责任、规定证人的经济补偿权利、完善相应的证据规则等方面入手。     

论正当防卫的界限——昆山“于海明案”与聊城“于欢案”的比较

司法实践中,出于惩罚犯罪的目的需要,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趋于保守,特殊防卫甚至被虚置,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于欢案"和"于海明案"为认定正当防卫及其限度提供了研究样本。通过对两案的比较研究,发现正当防卫制度在前提条件、必要限度、特殊防卫的认定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如果适用不当,将导致案件最终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佳。对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可以对司法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在认定正当防卫时,除法律因素以外,常理常情等同样属于必须考虑的因素。     

犯罪记录制度实证调查与研究——以P市两级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样本的分析

鉴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世界各国均规定了未成人犯罪记录封存或消灭制度，旨在为未成年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以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两高三部”《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为标志，中国特色的犯罪记录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和法治发达国家立法相比，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仍存在较大差距。应当以宽容理念为指针，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     

论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

与传统法律思维方法相比,法律经济学方法有其自身的优势,尤其在用于分析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时.统计推理领域中"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分类方法为研究刑事错案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我国司法机关对刑事错案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权衡,特别是对刑事司法和刑事错案的成本进行评估以后,最终确立了"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司法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法治的进步精神.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捕后案件轻刑判决率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近年来，在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中，存在处轻刑率较高的现象，但这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逮捕措施适用条件之要求。应当采取有效对策，充分发挥批捕、检察监督等环节的作用，以抑制捕后案件轻刑判决率高这一不良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