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宪法定位，切实承担法律监督使命

正确认识、准确把握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重要前提。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我国宪法规定设置人民检察机关，并把检察机关确立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法律监督职能，是我们党．和国家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检察机关的这一宪法定位，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对于保证司法、     

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

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治国为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从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国在宪政体制上彻底否定人治，坚定不移地走上法治道路的划时代的进步。这一我国法治建设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纪念。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准确把握宪法定位，坚定检察工作的政治方向 “我国宪法规定设置人民检察机关，并把检察机关确立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承担法律监督职能，是我们党和国家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检察机关的这一宪法定位，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对于保证司法、执法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清廉执法，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切实承担起宪法赋予的神圣使命，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尽心竭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功能与定位

党的二十大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布局中突出法治保障，具有战略考量，也体现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的中国必然是法治中国。明确法治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定位，有利于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作为上层建筑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层面的法治，突出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特色，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从法制到法治的递进和速度

<正>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向往和追求。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法制"与"法治",虽是一字之差,却体现了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重大转变。法制侧重于法律制度本身的完整,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司法、执     

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相关问题研究

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相关问题研究姚仁安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构成了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有机整体（宪法诉讼除外）．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们的国家已经步入依法治国的轨道，意味着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中得以确立，刑事诉...     

论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接着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写进我国宪法。党的十六大报告 ,进一步把依法治国作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指出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里便提出一个问题 ,宪法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浅薄看法 ,抛砖引玉。…     

法治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嬗变

法治原则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宪法所普遍贯穿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经历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发展演变。现行宪法对法治原则的规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而法治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价值可区分为宪法文本内和宪法文本外两个层面：在宪法文本内,法治原则是协调统一宪法规则的标尺和确立宪法权威的依据;在宪法文本外,法治原则要求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实现。     

列宁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直接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国家建设。围绕苏维埃初期法治建设问题,列宁详细地阐发了人民主权、人民监督、权力制约、法制统一实施、依法执政,以及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法治之间的关系等富有时代价值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列宁遵循法治、依据宪法法律推进和平时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对于确立苏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政体的历史合法性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建设和执政党践行法治、依法执政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已建立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明确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认清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是关键,宪法的统帅作用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

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思考。在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为依法防控提供重要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式缺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短缺,常态化防控法律法规缺失,法律修改和实施机制不健全等。在科学防疫与法治助力的良性互动中,部分凸显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弥补和修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但与以往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呈现出高复杂性、长期性、未知性等新特点,既有的法治治理模式不足以应对,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丰富和发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内涵,强化紧急时期和疫情常态化阶段法治建设,构建完善的法律修改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的基点、问题与路径

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等理论基点,《监察法》的有效实施需《刑法》与之有机衔接。然而,《刑法》在相应职务犯罪主体及相关犯罪对象、罪名体系、刑罚配置和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等方面,存在与《监察法》不相对接的诸多问题,使得依《监察法》意图实现的监察全覆盖等目标难以实现,并会滋生新的权力滥用风险。《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以上问题的有效解决,应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点,通过法律解释和刑法修正的路径,完善《刑法》相应规定的司法适用规则和立法规范设置。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     

论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

法律文化是指人类在法律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世代相传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律现象的总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它是法律制度存在、发展、并使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法治现代化的精神资源。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在于:它是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根本利益为核心目标的价值体系、以确立社会和谐为基础的理想价值体系和以保障公正确保法律安全为目标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构建现代法律文化需要强化民本立法思想,确立司法职业化,加强法律人的职业导引作用,促进公民自觉守法和良性心理反馈机制的形成。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涉外法治话语生成与实践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已成为当前指导中国开展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指针和发展方向。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这一话语生成的重要实践场所。从其发展演变来看,"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实践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规则意识、安全意识以及公平公正意识,而且亦形成了反制、竞争与合作的具体实践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都揭示出新的国际法命题。因此,未来"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实践应紧密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形成强有力的涉外法治保障体系,以期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塑国际法治新秩序。     

我国预算法修订的规范分析

追求和实现预算民主是我国预算法修订的目标之一。预算法律关系是公共预算关系的抽象和拟制,是立法者运用立法技术制定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指引,在预算立法与实践之间起着承启的作用。修订预算法应加强预算法律主体的开放性和制衡性,规范和完善不同的预算法律行为及其法权配置,并使预算法律责任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预算法律文本中蕴含的各类法律关系进行规范分析,旨在通过对预算法律所预设的逻辑秩序进行阐释和解析,进而说明和论证预算法律规范设定的主体、行为和责任等逻辑秩序与预算实践秩序间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中鉴定制度修改完善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问题,已成为刑诉法修改的热议之点。刑诉法修改中涉及司法鉴定的主要问题,有鉴定模式的选择、鉴定制度在刑诉法中的科学定位、鉴定人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鉴定结论＂的修改、精神病鉴定等等。     

论行政法的宪政基础——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在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行政法与宪法具有作为公法的同一性;两者之间也存在作为部门法的差异性;最为重要的是,“宪政国家是行政法的前提”,行政法必须构建在宪政基础之上——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其在宪政结构中的地位与职能、宪政控制行政法治的性质与方向、宪政决定并塑造行政法的风貌与品格。中国行政法同样需要具备宪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