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众法律信仰的培育

法律信仰是公民对法律的相信和尊敬,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律信仰缺失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治建设。因此,加强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先分析了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及原因,最后提出了加强我国公众法律信仰的培植的措施。     

法治国家视域下培育法律信仰的路径探析

本文从法治国家的视角,提出制定"良法"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基础,法律实施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关键,法治文化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内生动力,以期促进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确立,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精神动力。     

论法治理念导向下法律信仰之构建

公民具有普遍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的目标之一,而其前提为公民要具备强大的法律信仰,本文在对法治理念和法律信仰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以及形成这种现状的各种原因,尤其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法律工具主义进行了批判,在培养情感和端正态度两个方面提出了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信仰的途径。     

浅论宪法信仰

宪法信仰既是指一种对宪法的情感和态度,也是指践行宪法的行为。宪法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它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但在目前的中国,宪法信仰却是从上至下的普遍缺失,因此从培养公民的宪法信仰入手才能使中国走上法治之路。     

我国法治之路的精神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全体社会公众对法治具有真诚的信仰。但是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社会公众对法治误读、疏远甚至排斥。因此培育社会公众的法治信仰应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     

普法教育实效性之对策研究——以三亚市为例

公民的法律素质是外在行为和内在理念的统一.本文指出要切实提高公民法律素质,首先必须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培育有助于形成法律信仰的环境.其次要创新普法机制,增强公民守法、用法、护法的能力.     

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法律得到社会的统治者及其成员的普遍尊重和遵守，其主要原因是公道、诚实信用、社会成员的地位平等和意志自由这些法律的价值已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社会的多数成员的基本信仰和内在精神，这些基本信仰的树立和内在精神的形成只有通过法治文化建设才能实现，而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教育，因此各国家机关、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建立法治讲座制度，定期对其成员进行法治文化的培训，对于树立全社会的法律信仰和培育全社会的法治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言论广角

胡云腾:要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遵守和信仰法律法治国家也好,法治社会也好,都需要人格独立、心理健康和法律意识深厚的公民群体,还需要坚持依法经营与依法活动的各类社会组织,这是法律实施最为伟大的社会力量,也是建设法治国家与培育法治社会的肌体。司法机关只有以公正高效严格的司法工作,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遵守法律树立榜样,司法机关只有以自己对法律的绝对     

论大学生法治信仰培育

法制观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育大学生的法治信仰.当前大学生法治信仰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表现为缺乏对法治的理性认知和法治价值观上的偏差.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培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培养大学生的法律利益感受,铸造大学生的法治精神.     

尊法与信法——依法治国内在要素漫谈

法治并不仅仅是法律之治,其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和信仰。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仰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通过法制宣传的推动以及长期谨守法律勿循私意等司法实践,司法工作者可以推动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来,让公民自发信法守法,引导其确立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     

法律信仰--法制的精神支柱

法律信仰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某中程度上可以说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当前在我国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法律信仰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代传统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更有思想观念的影响.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法治社会将无法形成.     

民间法现代运作及其影响法治的文化心理学分析——以三则典型案例为视角

即使在我们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情况下,民间法依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之所以人们仍然偏好以民间法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解决纠纷冲突的参照,这固然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文化心理原因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为了保证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在法律观念、法律制定、法律运作和法律适用结果等不同层面充分考虑承载深厚文化心理基础的民间法。     

俄罗斯法治进程中公民参与的理论解读

作为俄罗斯法治国家社会公民性型塑和公民权保障的重要表达形式以及俄罗斯公民与国家之间独特的直接对话方式的公民参与,正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与国家二元互动关系中的平衡支点。公民参与的权利观在俄罗斯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孕育和培养,并在俄罗斯现代社会公民参与的理论与实践中得以彰显。公民对国家治理的有序参与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和俄罗斯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独立。公民参与正在成为俄罗斯维护公民权利及利益诉求、纠正公权力偏差、消除和预防违法行为以及预防腐败的一种有效方法和手段。在俄罗斯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互动过程中,公民不再是传统选择代议人的投票者以及公共服务与产品的消极消费者,正在逐渐成为自身利益表达、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生力量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共管理者的合作伙伴。     

法治湖南建设的路径选择——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

法治湖南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逻辑演绎。以公民政治参与为逻辑起点，阐述公民政治参与对法治湖南的建设的价值，描述法治湖南建设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困惑，从而提出法治湖南建设中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论土耳其的司法演进对于法律信仰研究的启示

土耳其是法制现代化比较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其成功的要素之一便是它妥善地处理了世俗法律和宗教信仰之间的问题。土耳其没有实现全民族对法律的信仰,但这并未妨碍法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在其国土上的有效确立。这对当前我国法学界将"法律必须被信仰"作为普适性的结论,将建立法律信仰视为实现法治的必备要素的观点无疑是一大冲击。以土耳其为例证,对"法律信仰"命题的提出了质疑。希望通过中西文明以外的伊斯兰文明秩序中的成功经验能够给予我国当前的法律信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面对重大刑事案件时社会的法律信仰问题,带来一些多元的视角和不同的启示。     

论乡村法律信仰的缺失及培育

乡民对国家法律缺乏信仰,直接影响到法治建设的成败。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法律在乡民生活中未获得现实生命力,法外行政与司法权滥用抑制了法律信仰的形成。培植乡民对法律的需要,从体制上根治司法腐败,加大对乡村的法律服务供给,实为乡村社会建构法治秩序之前提。     

和谐社会、法治文明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包括了法治建设的根本内容,法治文明、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和保障。法治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决定现代法治必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和谐,保障公民权利贯穿于法治文明的各项内在要求。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改进公民权利规定、进一步合理约束政府权力和完善公民权利表达与救济途径来实现。此外,针对社会中特殊群体,国家须采取特别措施,以真正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     

法律信仰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这种理论对中国社会影响很深,并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判决书中的法律论证

在对法律公正的憧憬中,法律是值得信仰的,但在当下判决书中经常看到的多是武断与掩饰,八股式文体的判决书缺乏充分的论证,让人看不出判决或改判的理由。在走向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份阳光下的判决书,一份有着严密论证、详尽说理的判决书,一份旁征博引、法理透彻的判决书。判决需要论证,据以形成判决的“法律”更需要论证,不经过论证的“法律”缺乏正确性和可接受性。裁判文书中对论证理论的运用,为裁判结论的达致提供技术性支持,为裁判结论形成过程中个体的价值判断提供规范性的规则与方法,在整个国家制度建构中有重要的意义。     

论现代法治框架下的警察行政权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福利,必须赋予警察在社会管理方面一定的公权力,这种权力即为警察行政权。警察行政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面对着人民的个人生活,其行使如果越过必要的界限,极易造成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把警察行政权的行使纳入现代法治的框架,对其的运行强调法律、比例、程序、制约、救济等法治原则,重视行政相对人的能动作用,加强对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行使警察行政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的监督,将会有效地防止警察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