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关系

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关系问题,是千百年来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大致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派别。其实,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的关系,是既有差别和对立,又有联系和一致的辩证关系。     

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浅析

现实主义学派作为西方国际关系诸多流派中影响力最大的学派,其权力理论也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界定利益"这一经典论断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主权国家行为的指导方针。本文通过对传统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探讨和分析,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内涵。     

自由主义宪政观评析——兼论宪政的核心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自由主义宪政观理论被大量介绍进中国,为相当部分学者接受。自由主义宪政观否定宪政的核心价值是民主,主张宪政的核心价值是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是保护个人自由。他们所说的个人自由的核心权域是私有财产自由,他们所说的国家权力有限性实质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自治性,自由民主政体也不是所谓共和政体而具有鲜明利益色彩,当代自由主义者将个人自由的制度保障寄托于给司法注入政治功能。我们坚持民主是宪政的核心价值,实质就是要坚持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至上,规范、限制国家权力只能主要依靠民主进行,违宪审查也只能在民主制度的大框架内运作。     

约翰·昆西·亚当斯与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虽然以门罗总统之名命名,但其真正的缔造者却是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宣言主要体现的是亚当斯的外交思想.本文结合亚当斯的早年经历、时代背景、在门罗宣言出笼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力图证明在亚当斯的外交实践中,道德与国家利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浅谈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

作为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为了帮助意大利君主巩固政权,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基于人性恶的理论假设,提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权力,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建立了非道德政治观。非道德政治观的提出,使得他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我们应当从《君主论》写作的时代背景出发,探讨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并对他的非道德政治观做出客观的评价。     

中国富强宪法的理念传承与文本表征

中国近代以来的立宪政治运动与富强的国家政治诉求关联密切。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制度文明的过程中,从清末时期的"维新富强观"到民国时期的"共和富强观",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主义"的羁绊,这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法权力结构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政治理想主义的影响,走了一条"强国家主义"的道路。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转向政治现实主义,并在经济领域率先实现了从"强国家主义"向"弱国家主义"的转型,而这使得富强的含义及其在宪法中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富强"成为以"物质文明"为内涵的首要"国家任务目标"。     

国家利益的"社会化"——读玛莎·费丽默《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的分析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经典现实主义和经典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第一个层次,即国家利益本身是什么,其来源如何;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注问题的第二方面,即国家间利益关系如何的问题。国家利益在现实主义手中变成了一种静态的可计算的存在,但是却忽略了国家利益本身是在互动中构建起来的。玛莎·费丽默将社会化概念引进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通过国际组织接受新的规范、价值和利益观念而社会化,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身份和认同,这不仅仅改变了传统的因果分析法,而且进一步指出国际体系不仅仅是通过约束具有既定偏好的国家的行动,而且通过改变偏好来改变国家行为。     

利益多元化与法治秩序

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应当允许存在多元的独立利益主体，鼓励多元利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利益多元化是法治的根基，它从多方面促进法治的成长。经济利益多元化创造了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社会经济力量，从而会强化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政治利益多样性促进政治多元化，使法律具有相对于政治和行政的独立性。价值多元化促进法律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使法律和司法具有价值和形式上的中立性。利益多元化也有损害法律至上性的负面影响，须通过强化法治克服     

政治含义探究

自人类文明开始,政治便已经产生,政治的含义也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神学政治观、权力政治观、决策政治观、管理政治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每一种政治观都有自己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本文介绍了各种政治观并进行了简要评述。     

司法竞技、法律诊所与现实主义法学教育——从耶鲁的法律现实主义传统展开

作为法学教育界领袖的耶鲁法学院的崛起绝非偶然,这背后是法学教育理念的变迁轨迹和现实主义法学教育的勃兴。现实主义法学教育是对于兰德尔所创立的案例教学法的批判与修正。其适应了司法竞技主义与对抗式诉讼的需要,是法律人专业化大背景下的一项改革,也是法律职业所面临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困局的一种妥协。法律诊所是现实主义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契合了学徒式和实践型法学教育模式。相应地,当代美国法学教育的内容、方法、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授课方式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其背后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抉择。     

古典现实主义与冷战时期国际法及国际组织的实践

随着法西斯主义横行以及二战的爆发,极力推崇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的理想主义学派迅速衰落,而崇尚权力与均势的古典现实主义学派得以崛起,并占据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导地位。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强势下,不仅同一时期的国际法学经受了极大的冲击,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实践也受到消极影响。或者说,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我们理解冷战时期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     

宪法价值与功能的法理学分析

宪法的价值是人们对宪法产生的预期需求 ,民主、平等、保障人权等是宪法价值实现的积极结果 ,而不是价值本身。宪法的功能包括分配政治权力、规范国家权力、预防社会混乱和调节利益关系     

美国外交中交织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流派,先后对美国的外交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分析了一战以来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寻求平衡的过程。     

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的政治观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彼此相互影响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财富的作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凸现;当法律的制裁作用降低,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的因素。当财富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需要发挥政治的调节作用。     

“看得见的宪政”:理解中国宪法的财政权力配置视角

如果说政治权力的配置是宪政体制的核心,那么作为任何政治共同体存活须臾离不开的血液,财政权力就是最不可或缺的政治权力,财政权力配置堪称所有政治体制大厦的根基。财政权力配置有自身对权力的政治分工和权力制约规则,财、人、事的合力决定着其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效。收入、支出、转移支付、预算、决算和审计六项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组成的财政权力配置,以宪法、税法、预算法、转移支付法等宪法性法律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最可能"看得见的宪政",也是最关键的宪法实践。由是观之,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前所未有地重新配置了共和国的财政权力,可以说是中国宪法实践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转型。而围绕分税制改革及其实效、历时三十余年、今天仍在持续的社会大辩论,也表明有必要从静态宪法观转向动态宪法观,把宪政视为不断自我修补、永远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这将有助于发现鲜活的中国宪法规则。     

论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平衡功能

法国违宪审查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起到缓和政治冲突、协调国家权力、保障宪法秩序的政治平衡功能。这一功能具体表现在平衡议会权力与行政权力、议会中多数人意志与少数派意见、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以及国家利益与欧盟利益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我们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控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同时也应当重视其在调整权力之间关系方面的作用。     

论行政权力滥用的道德制约

权力滥用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它产生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离。道德制约从三个方面对权力滥用起作用,加强公务员的道德建设可以防止权力的滥用。     

从伊拉克战争看道德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理想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理想主义者提出通过道义和精神教育来唤醒人类的良知,通过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道德体系来防止战争的发生。本文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个视角,来对理想主义道德观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进行探索和分析。     

民法理性与民法典——论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

民法典是民法形式理性的必然 ,它应当体现民法的价值理性。我国民法典的编纂 ,要做到符合民法的价值理性 ,在体例上应采改良的“现实主义” ,即基本采用现实主义体例 ,但又要汲取理想主义的思想 ,强调人格权的保护 ,以理性的民法典充分体现民法的私权神圣、意思自治的灵魂 ,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

法治是非模式化、流动和地方性的，在当代呈现一种互动平衡取向，即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法律与多元规则的平衡。这些平衡遵循着正义原则、法益衡量和价值差序原则、公益福利原则、合理容忍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中国法治进程不能靠西方化、模式化的制度设计和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权利自由诉求来推进，只能确立互动平衡精神和务实策略，采取渐进主义的法治道路，建立起扎根本土的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