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关系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它既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微观空间,同时也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单位。社区自治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完成了组织构建与制度成型这两个任务。迈入第三阶段的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制度和功能的良好运作,从而使社区自治完成由"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通过良好的社区自我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本文阐述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于社区自我管理的现实需要,形成的社区自治的多元参与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间平等协商的网络关系,以及居委会应如何在这一结构关系中扮演好"主体"角色。     

社区治理理念下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及发展取向

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我国融入世界进程的不断深化,服务型、福利型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我国交错推进,公共权力开始大范围、大幅度的向社会转移。而社区作为一个市民交流的小范围熟人社会,逐渐成长为百姓生活的一个社会单元。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生活、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社会管制等诸多角色,从成长为现代服务型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而作为具有强烈教化色彩的社会化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将其纳入我国社区治理的程式之中,不仅有利于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而且也使社区市民生活更为融洽,从而得以有效的预防犯罪。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发展社区治理理念,丰富其内涵,将社区矫正纳入社区治理的范畴,利用社区的教育功能、交互功能、渗透功能,创建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的社会环境氛围。     

基于政府角色与行为方式转换的社区自组织研究

本文认为社区发展的方向是走向自组织,其实质就是通过社区各个子系统的协同合作、共同治理,使社区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和谐有序的系统。因此,政府应当转换角色,调整自身的职能和行为方式,培育社区自组织的要素,促进适宜于社区自组织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建立。     

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建构——长春市龙泉社区居家养老个案研究

社区居家养老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功能的互补结合,包括养老内容、居住方式、养老资源的来源和提供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社区是政府、市场、家庭联系的纽带,社区居家养老在社区层面整合多种资源,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实现部分家庭功能在社区层面的替代。基于"责任伦理",老年人固守着日益弱化的家庭养老,被动参与社区居家养老,限制了其服务范围的扩大和发展,家庭亲缘关系在社区层面的复制,以信任为核心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是社区居家养老发展的关键。     

转变治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区——试析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中,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居民个人对社区公共政策的参与,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机制缺乏的状况。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模式,全面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我国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博弈分析

随着中国改革的进程,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由于多元主体都有着各自的利益,必然会产生多元主体间的博弈。博弈是中国社区多元化治理必须重视的现实,如何在博弈中实现均衡,需要政府、经济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的积极参与。真正的和谐社区是在多元主体间的博弈均衡中得到实现的。     

人文治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在“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中,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衰微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红色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蕴含重要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价值。立足于人文治理视角,从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和公共价值中发掘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心理变量-实践载体-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延安市B街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因素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和体系中,既能优化社区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秩序,又能推动社区人文滋养、关系结构和服务传递维度的建构与发展,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有益探索。     

社区矫正：二元化刑事政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探索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改革方向，政府职能和权力突破了只在行政机关内部上下转移的框架，管理重心、权力向社会、社区和民间组织转移。社区，作为公民社会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稳定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正打破传统的政府一体化统管局面，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我们认为，应该成为发展和完善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契机，并且与社区治理相融合。本文将结合社区治理理论和刑事政策学，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分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对社会系统各领域的一种调节方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调节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自计划经济阶段开始,一直实施行政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而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今天,这种管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基层社会管理而言,行政全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基层社会生活管理的需求,为此,要对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而社区自治是较为合理的管理模式.为此,本文从社区自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旨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     

社区能力视域下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在社区多种资本要素相互作用下促进社区集体行动达成的过程。以我国第三批40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典型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组织资本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技术资本赋能型、社会资本嵌入型与人力资本投资型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三种组态路径。实现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应在强化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培育社会力量、引入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加强社区组织资本、社会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建设。     

本质上政府的职能

在政府职能的外包中,关于什么职能可以外包,而什么职能应该由政府履行,一直争论不休。美国行政法上提出了"本质上政府的职能"作为外包的限制。本文梳理了美国法律和政策上关于"本质上政府的职能"的界定。不过,随着时间、思想观念等不同,该职能的界定也不相同,而是需要综合考虑语境才能决定。同时,政府职能的外包也意味着公法价值的在某种程度上的外包。     

Soviet Household Saving Function

In this paper, the Soviet household saving function is estimated using reconstructed data from the unpublished archival material: the Soviet family budget survey data. In addition, a shortage indicator is developed to capture both household purchasing pow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consumer goods in the official market and the spillover of the household demand for consumer goods from the official retail market to the secondary one. A long-run solution of the Soviet household saving function, which includes a shortage indicator as one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s estimated using these data. The reliability of the long-run solution is confirmed by the short-run dynamics of the Soviet household saving function, which satisfy super-exogeneity, parameter constancy, and several diagnostic tests. The highly significant coefficient of the shortage indicator suggests that Soviet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ur was affected by shortages of consumer goods during 1965–1989.     

行政给付的功能

行政给付属于政府的服务功能和授益行政行为,因而具有若干积极功能,如社会公平正义维系功能、利益分配功能、社会稳定功能等。同时,从利弊共存和行政行为双效性角度言,行政给付具有一些消极功能,包括成为政府剥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借口、危及个人权利自由、导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给付的过度的恶意的依赖。     

论检察机关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优化配置

近年来,我国有部分检察机关在职能配置方面做出改革,将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进行不同程度的分离。两职能的分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当事人和中立监督者之间的角色冲突,提升內外监督的适用效果。但在实践中,两职能在功能和运行上都难以分离,即使分离也会导致诉讼效率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应正视检察机关职能配置改革中的局限性;坚持以诉讼职能为主,监督职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原运行模式的基础上,采取将一部分职能适度分离的优化进路;不同层级检察机关可结合各自特点,采用不同的职能配置模式。     

论法律的社会团结功能

法律的社会团结功能,指恰当地组织各种社会要素为良性循环系统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制度安排、组织社会、亲密关系。法律的团结功能,决定于轻刑、程序发达、社团发达、刚性执行、精巧统一的法律结构。宪法和部门法各有其特殊的团结功能,如宪法有阶级团结功能、民族团结功能和公民团结功能。     

宪法判断的正当化功能

对特定国家行为的合宪性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判断,有助于实现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法律体系的统一。除此之外,对国家行为的正当化也是宪法判断所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功能。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基础,通过对法律规范作出合宪判断,可以直接强化其宪法上的正当性,而即便是违宪判断,通过法律技术的运用和处理,也可以实现对特定法律规范或国家行为的正当化功能。     

民法的评价功能

民法的自治性格已然决定了其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暗示了其适用于生活的前提条件 :只有在当事人间产生分歧的时候有法律适用的余地。因此民法首要或主要的功能在于评价。这一认识有可能打破一些已有的惯常思维定式。从评价功能的角度来看 ,围绕着现有民事法律规范的一些争执 ,诸如法人、过错的本质 ,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等等 ,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或许它们原本就不是问题。     

从限权到控权──宪法功能发展研究

近代宪法的主要功能是严格限制政府权力,限权政府理论推动了古代法律向近代法律制度的转变,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形成。现代宪法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权力以及其它可能破坏宪法秩序的社会团体权力进行控制,控制包括限制在内,只不过限制是控制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之一,而不是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     

恢复性行刑功能探析

囿于传统行刑模式的弊端,实践为摆脱困境而自发产生的恢复性行刑展示了其积极的沟通、整合与效率功能。恢复性行刑模式以有益互动为核心,以平等为基础,将服刑人员与管理者、被害人、社区及其他社会参与者带入协商对话的平台。服刑人员在与他者的互动中降低权威者给予的耻辱烙印,获得被害人及社会人员的的原谅认同,最终实现身体与心理的回归,消除犯罪的印记,体现出较强的去标签化功能与提升犯罪控制的功能。恢复性行刑的实现方式则彰显出其潜在功能——传承并超越于传统正义,实现了互利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