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

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当前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失范及其改进研究——以对司法职务犯罪的影响为分析视域

因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当前在司法实践运行中司法职权显现出一些背离于司法活动特点或违背司法权作为公权力运行基本要求的失范现象，如司法地方化、司法裁断事务行政决策化等在一定程度上给形形色色的司法职务犯罪提供了衍生的空间和便利条件。当前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失范，涉及到司法观念、司法制度、权力配置、工作机制和管理机制等诸多方面，有些是由现实的、客观的国情所决定，其改进前景各异，必须要在坚持和完善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基础上和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现实发展进程，逐步稳妥有序地进行。     

恢复性司法应当缓行

邹积超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撰文认为，恢复性司法是当前法学界和司法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它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然而，透过恢复性司法的美丽光环，我们应当看到恢复性司法在理念上、功能上，甚至构成要素上都相当不成熟。恢复性司法在构成要件和实践效果上存在五大疑问：1．恢复性司法是否双方自愿的选择；2．其中产生的腐败如何遏制；3．能否真正节约成本：4．能否有效预防犯罪：5．能否成为一种普遍的司法制度。     

八面来风

北京市司法局长王崇勋强调以维护首都社会政治稳定为核心，加大改革力度，突破工作难点１月２６日，在北京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北京市司法局长王崇勋在回顾总结了去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后就２０００年北京市司法行政工作作了部署。他强调指出，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中央、市委和司法部有关会议精神。要以实践依法治国方略为统领，以维护首都社会政治稳定为核心，以加强队伍建设为根本，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开拓进取、争创一流的精神和工作姿态，努力实现在抓好基层基础建设上有所突破，在提高法律服务整体水平上有所突破…     

运用“三要三有”走上“和谐路”

司法行政工作与维护社会稳定紧密相连，千方百计地做好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这是每个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的愿望，只有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才能够得到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行政诉讼法修改草案应增设正当程序规则

我国的正当程序源自英国自然法意义上的自然正义与美国实定法意义上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在学说上已经成熟，在立法、政策和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已经实现了中国化。通过典型案例而形成的正当程序规则，与司法解释一样，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并经受了司法实践的检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已经成为成熟的规则。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应当全面反映成熟的司法经验，正当程序应当体现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中，由专门条款予以规定。     

雷经天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论

雷经天的司法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司法思想的典型体现。苏维埃司法的政法传统、边区司法正规化改革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潮流是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围绕新民主主义司法观，雷经天提出了在司法组织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在法官队伍建设中加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融合，在六法全书援用中将政治立场与司法实践适度分离，在司法程序中坚持司法民主、发展司法便利等系列观点。其思想贯穿着革命性和实践性思维的特点，是时代背景与个人经验综合作用的产物。     

鄞州法院：全力推进司法效能建设

“司法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公正不仅体现在司法审判中的公开、公正、透明，还体现在司法运行是否高效，百姓能否从司法审判过程中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与高效，“看得见的公正”正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的司法效能建设中得以充分体现。2010年是鄞州法院确定的“深化管理年”和“效能建设提升年”，在着力完善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三大管理体系，切实改进法院的审判作风和效能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评析

彭海青在《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3期上撰文《论恢复性司法》指出，恢复性司法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人类早期的司法形式，即将犯罪看作是对人们的伤害，通过司法帮助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治愈创伤。至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欧、北美、拉美、亚洲等十几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运用。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内容是将原来经司法程序办理的刑事案件，     

司法一元化简论

司法改革是时下法学界和司法界的热门话题，见仁见智的著述很多，但多是就具体问题进行探讨，而对司法改革整体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研究并不多见。为此，笔者不惴学浅，拟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途经进行整体的设计和考虑。一、司法一元化的提出及学术观点近年来，为解决不同法律职业者之间的意识冲突，有学者在探讨解决之道时启用了司法一元化的语汇，但是，如何界定司法一元化的涵义，学界并无统一的认识。目前，对司法一元化这一概念，学界往往是在以下三个层面上使用：一是在司法文化一元化的层面上使用，即提及司法一元化时…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

证据相互印证是我国刑事证明活动的传统。这一规则虽然难免对于刑事诉讼的效率产生掣肘并仍然难以防止刑事司法错误发生而被人质疑,但是它毕竟反映了事物存在的规律和司法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刑事司法的理性主义精神。重要的是正确把握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即依据这种相互印证关系能够确认被印证的证据之真实性,能够使案件事实裁判者形成内心确信。公正与效率的同时追求,要求正确合理把握证据相互印证的限度,正确适用证据相互印证的规则。     

民意与司法博弈中的程序正义之价值——以“吴英案”为例

"吴英案"在羁押、律师会见、开庭准备、涉案财产处置等环节存在诸多程序违法问题,使该案深陷舆论漩涡。这一场民意与司法的激烈博弈,将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暴露无遗。表征法治文明程度的程序正义,不仅能从维护法的独立性、促进实体公正性、保障法的安定性等方面提升民众司法的品质;而且能从促进实体结果被接受程度、吸收败诉方的不满情绪和提升对司法信任度等方面促进民意趋于理性。     

追寻公正：解析我国轻罪重判刑事赔偿问题

本文试从分析一起轻罪重判刑事赔偿案入手,围绕本案所涉及到的我国在有关刑事赔偿的立法、司法方面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问题进行阐述,进而立足于对法治精神追寻,探求解决这一国家赔偿问题的有效途径,以期实现真正的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     

回应与应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哲学属性与功能再认识

"部门法哲学"研讨热潮需要回应,刑事诉讼法哲学研究中逐渐暴露的难题需要应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刑事诉讼法哲学是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具有刑事诉讼法学与法哲学双重属性。针对刑事诉讼现代化,我国应自觉运用反思方法有的放矢地开展狭义上的刑事诉讼法哲学研究。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李昌奎案代表了一类"简单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反映出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缺乏整体性和融贯性的时代。民意、司法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虽非中国特有的问题,但暴露出部分中国司法人员和学者对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稳定性的理解是单维、偏颇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经由对该案的讨论,本文强调,司法应该弥合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如果司法要参与社会变革,它必须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多元的法律世界观有可能获得融贯。     

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

“刘涌案”曾经在中国法律界甚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引起很大的轰动与反响。围绕着“刘涌案”审理与判决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法律界以及社会大众等群体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主张,从而在社会空间中产生了一系列事件。本文首先通过对“刘涌案”事件中不同群体对该案的看法及所依知识的分析,概括描述了该事件呈现出的各种刑事诉讼法律知识的存在状态。然后,对这些知识在建立程序规则以解决事件冲突中体现出的特点与相互间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阐述了该案程序规则所依据的知识理论在事件发展中展现出逻辑与系谱。接着,由“刘涌案”事件引申,对更大范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中的诉讼法律知识型的品格、结构进行了分析。最后,反思了对现今知识型条件下的刑事诉讼理论构建及制度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出了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重要性。     

刑事司法中的母爱主义

我国的刑事法律经过多年发展，具有了一定的技术化特征，但往往是以武断、专横、惩罚和报复的面貌出现，抹杀了对具体的、感性的个体的关怀。技术化特征和法律形式主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法律的产物，表现为立法的父爱主义。而对具体的、感性的个体的关怀，是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刑事司法母爱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刑事司法母爱主义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关系的修复、关注社会回归、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和未来等富有感性的问题，从而使法律成为“有血有肉”的法律。导致其凸显的背景因素主要有：独生子女问题成为“公众论题”，女司法官人数的迅速增长，女权主义的兴起等。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公诉裁量制度比较研究

公诉裁量在刑事诉讼流程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能否进入审判程序,因而对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当前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司法框架下,三地区公诉裁量权在内涵、主体、原则、范围和制约机制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必定导致三地互涉案件在起诉裁量进而在裁判结果上甚为悬殊,这对犯罪嫌疑人个人不公平,对三地的司法协作也存在消极影响.因此,应借鉴香港和澳门的经验,从适用范围、裁量类型等方面调整和完善大陆地区的公诉裁量制度,实现公诉的节制.     

我国刑事和解实证分析

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当事人和解刑事案件的宽缓处理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受现行法律框架、司法资源、考评机制以及传统司法观念的束缚,对当事人和解的刑事案件的处理,在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及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当建立与我国时代背景和法律文化相契合的刑事和解制度,包括填补立法上的缺失,明确其适用程序,并健全相关的配套措施等。     

从法院判决的稳定性解读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

对同一案件事实,相同的诉讼证据,不同的法官为何会有不同的认定?同类的案件,相近的事实,为什么不同的法院会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这种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使立法者的立法初衷在法律实践中发生了各种形式的变异,就是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本文将在现行司法体制的框架下,剖析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探讨降低法律运行不确定性的对策。以期降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司法行为的不当影响,提高司法能力,构筑法治状态下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