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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社区矫正工作紧紧围绕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以贯彻执行“两院两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为抓手，以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为核心，以确保社区矫正安全稳定为目标，不断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实施五大行动 推进三项重点

2010年，湖北省宜昌市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政法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从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着手，整合职能资源和工作载体，组织实施了人民调解“和谐使者”、法律援助“温暖民心”、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光明之路”、法制宣传“与法同行、服务发展”、司法行政“岗位练兵、阳光执法”五大行动，全力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有力地服务了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采取社区矫正“1363”措施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山东省青州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区矫正工作，积极采取社区矫正工作“1363”措施，强基础、重规范、抓质量、求实效，有效预防了社区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全市12个镇（街道）全部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共接管社区服刑人员820名，矫正期满解除矫正257名，现有矫正期内社区服刑人员563名，所有社区服刑人员均思想稳定，人心思进。     

活跃在社区里的“和事佬”们——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三元巷社区人民调解工作纪实

三元巷社区位于盐城市解放南路繁华地段。多年来,三元巷社区把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当作确保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来抓,通过建立健全调解制度、落实调解措施、拓宽调解渠道和成立“和事佬”协会等,收到了显著效果。     

重点抓好预防工作 连续五年实现“四无”

近几年,闵集乡党委、政府积极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注重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来抓,破解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该乡已连续五年实现“四无”,农村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一、结合案情宣传法律     

杨凤瑞：亟需制定禁毒法

要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推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国政协提出以下建议。     

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调查

北京市丰台区在推进城南行动计划实施过程中,各种不稳定因素制约了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成了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尤其是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作用。近期,我们对丰台区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以丰台区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开展以来的实践为基础,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特点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和办法。     

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显实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位于宁波市中心。全区面积28．7平方公里．辖区设8个街道办事处．74个社区。海曙区从2004年4月起，在社区逐步探索以“人员职业化、工作专业化、待遇工薪化”为特点的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四年来．这支队伍活跃在基层维护稳定“第一线”．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我区建设和谐社会筑起了坚固的“第一道防线”。去年海曙区被浙江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调解工作先进区”称号。     

推进社会区矫正工作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要"积极推行社区矫正",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工作。推进社区矫正,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社区矫正是法治社会的体现,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促进作用;社区矫正是减少不和谐因素,减少社会时立面的有效途径;社区矫正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张家港市“四个抓好”凸显人民调解工作成效

去年以来，张家港市通过“四个抓好”，切实发挥了人民调解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