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股东表决权代理制度——兼对新《公司法》第107条的再认识

表决权代理制度是针对股东不能亲自行使表决权时设计的补救制度。而我国新《公司法》第107条仅就股东表决权代理制度作出了一般性、原则性的规定,至于股东表决权代理行使的具体规定并未作出进一步阐释。需要我们进一步具体明确。     

间接代理、隐名代理与行纪

《合同法》首次规定了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建立了间接代理与隐名代理制度，在我国合同立法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但对间接代理、隐名代理及行纪三者的认识以及对《合同法》第402条及第403条的理解，尚存在一些混乱。本文笔者拟通过对间接代理与隐名代理的由来及理论基础和内容进行分析、进行甄别，适当予以提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合同法》条文进行简单评述。     

间接代理制度研究——以《合同法》第402条与第403条为中心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是对英美法隐名代理与不公开被代理人身份的代理的借鉴,分别规定了我国的隐名代理与间接代理制度。间接代理与行纪虽然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绝不能将间接代理归入行纪,也不能认为行纪为典型的间接代理。     

代理:体系整合与概念梳理——以公开原则为中心

公开原则是大陆法系代理制度的基础,其体现为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公开原则的意义在于克服意思表示理论上的障碍,使相对人知悉其交易的对方当事人,从而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我国法律中规定了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但《合同法》第402条对隐名代理的规定,其适用范围过分狭窄,未来其应当置于民法典总则当中。《合同法》第403条规定的不披露本人的代理虽然也符合公开原则,但其以违约行为为前提,未来应当继续规定在合同法分则中,不能适用代理的一般规则。我国法律中规定的代理性质上均为直接代理,关于代理的规范性质上为归属规范而非效力规范。     

从《合同法》看我国的代理制度

一、《合同法》对代理制度的立法选择及特点 《合同法》关于代理制度的立法选择，体现在对基于委托行为的合同制度的规定，即体现在第二十一章至二十三章中分别对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的规定。从其条款规定来看，我国《合同法》对于代理制度，在立法选择上表现出对外国法律制度，特别是对《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以下简称《代理公约》）的大胆借鉴。对于两大法系及《代理公约》中对代理制度的具体规定，时下论述颇多，在此就不再赘述。 本文认为，《合同法》对代理制度的立法选择突出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１、扩大了代理的概…     

《合同法》第四○二条对我国涉外商事仲裁制度的挑战

1999年 1 0月 1日起施行的《合同法》第 40 2条规定的代理制度 ,是在我国对外贸易许可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设立的一种特殊“代理”制度。由于国际贸易合同中普遍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经在《合同法》施行后审理了数起涉及到中国外贸代理问题的贸易合同争议仲裁案 ,其中若干案件以适用《合同法》第 40 2条规定结案 ,① 笔者认为 ,其中有些案件的断案思路和结论值得深思和探讨。本文意在比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与《合同法》第 40 2条规定的差异 ;系统地分析外贸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我国涉外仲裁程序中对委托人、代理人和第三人的约束力及法律后果 ;探讨与外贸代理有关的委托人与代理人关系对外贸代理制的异化 ;研究涉及外贸代理争议的实体法适用问题     

正本清源 还原海上货运代理的传统职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3条为基础构建中国的海上货运代理制度

中国没有具体的货运代理的法律制度,主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相关规定调整货运代理行为,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与争论。从中国海上货运代理行业的特点出发,以发达市场的做法为背景,分析了中国货运代理实行间接代理制度的根据与优势,探讨了货运代理的身份识别、代理权限、转委托、维护货主利益的义务等问题,提出了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3条为基础构建中国的海上货运代理制度的观点。     

论票据行为之无权、越权代理

票据行为代理（简称票据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自己的名义完成票据行为并在票据上表明为被代理人为票据行为，其行为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的制度。它是一般民事代理制度在票据法上的体现和运用。我国《票据法》第５条对票据代理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着无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以代理人名义为票据行为即无权、越权代理的情况。我国《票据法》第５条第２款虽然对无权、越权代理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不可否认该规定过于简单概括，有失详尽。这给具体实务操作和法律适用带来诸多困难和不便．而且该规定的有些内…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令（第30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专利代理制度,维护专利代理行业的正常秩序,保障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依法执业,根据《专利法》和《专利代理条例》以及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论“家事代理权”的性质再界定及规则构建

《民法典》第1060条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家事代理权，被称为《民法典》的立法亮点之一，对于维系家庭之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民法学界多以代理权为路径对家事代理制度进行构建。但代理权的解释路径不仅不符合民事代理的一般特征，并且独立的家事代理制度与《民法典》第1064条存在一定的重复与矛盾。夫妻之间形成的婚姻共同体在财产关系上与合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通过对合伙人执行权及代表权的借鉴，将《民法典》第1060条解释为“家事代表权”,并与第1064条之规定进行整合，可以构建出较为完备的家事代表权制度。同时，通过类推适用代表权之一般规则，可以填补目前我国现行法关于夫妻侵权债务的认定以及夫妻一方有限责任的立法空白。     

论隐名代理的构成与效力

隐名代理为大陆法与英美法普遍承认。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我国隐名代理应当包括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以及代理人既未以自己名义也未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为两种情形。在前一情形下,相对人知道代理关系方可成立代理;在后一情形下,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关系都可以成立代理。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构成隐名代理的情形应当严格限制在几种特定环境之下。在当事人明示排除或者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能适用隐名代理的规定。隐名代理的后果应当是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States Within an Agency Relationship: The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 entire range of agency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acting as a principal, and one or more states,...     

表见代理构成中的本人归责性要件——方法论角度的再思考

表见代理的构成,需要本人具有归责性。归责性的要件地位之确立,在价值实现和逻辑贯彻之外,尚有着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归责性具有程度之维,其要件地位的确立,使得一项比较权衡的框架得以建立,从而可通过本人归责性程度与相对人信赖合理性程度的比较权衡,来决定相应的法律构成和效果。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对于《合同法》第49条之规定,透过文义、历史、比较法等解释方法,可确立本人归责性的要件地位。     

揭开雇主“替代责任”的面纱——兼论《侵权责任法》第34条之解释论基础

我国民法学界和立法机关的主流观点认为,雇主责任的性质是替代责任,这种看法并不合理。替代责任原理及规则渊源于英美普通法,其立基于近代手工业社会,反映了当时较为简单的雇佣关系。到了现代工业风险社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雇佣关系的复杂化,这一原理及规则不能为遭受企业活动侵害的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也不能为雇主积极履行义务提供法律上的激励机制。因此,使用替代责任原理并不能对《侵权责任法》第34条作出合理、妥当的解释。目前,英美法上的"企业责任理论"和德国法上的"组织过错理论"反映了比较法上雇主责任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     

票据表见代理适用及类推适用的边界

尽管票据行为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是根据票据法与民法之间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因为票据法的个性,仍然会出现票据行为在适用表见代理时,没有民法上预设规定的问题。比如依据什么来谋求对直接相对人以外的第三取得人和票据伪造的受让人加以保护等。对此,历来的主流观点是适用和类推适用表见代理,但从法解释学的原理,利用权利外观理论使上述票据当事人获得保护,更清晰、也更科学。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论

《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在构成要件上虽然无须被代理人存在过失,但须有被代理人的行为与代理权的外观假象之间存在关联性,同时该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是指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代理权的外观假象既可以是被代理人的积极行为引发,也可以是消极行为引发。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是“该代理行为对第三人有效”,被代理人不得主动主张该代理行为的效力。     

Reconstructing Insurance Law: The Law Commissions' Consultation Paper

In July 2007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Law Commissions published the consultation paper Insurance Law – Non-disclosure and Breach of Warranty (hereafter LCCP) which sets out in detail the Commissions' provisional proposals for the reform of insurance contract law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key areas of utmost good faith, warranties and agency. This article analyses, from a critical standpoint, the LCCP's principal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It begins by noting, as a means of demonstrating that the current reform process should be informed by modern industry practices, that the ways in which modern insurance contracts are concluded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ose when insurance law was last reviewed by the Law Commission in 1980. The article then discusses the dichotomy between consumer and business insurance given that this distinction underpins the LCCP and its approach towards reforming the pre-contractual duty of good faith. By way of backdrop to the analysis, we consider the approach taken towards reforming the law governing intermediaries acting for prospective assureds during the disclosure process. Finally, the proposed rules for warranties and similar terms are examined. It is argued that the proposal to retain continuing warranties in business insurance contracts will, if implemented, represent a missed opportunity to rid insurance contracts of terms long criticised as draconian and disproportionate in their effect.     

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

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合同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确认标准做了原则性规定 ,但在实务中仍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和作法。论文结合审判实践和立法规定 ,深入地探讨了确认无效合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更加清晰地划清相关问题之间的界限 ,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审判实践。     

融贯民商:职务代理的构造逻辑与规范表达  ——《民法总则》第170条释评

职务代理是一项传统的商事代理制度。职务代理权源于被代理人的意定授权，但其范围和类型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被代理人承受职务代理行为的效果是法律规定的结果。我国《民法总则》第170条系以民商合一理念为指导，首次在民法典总则编中明确规定了职务代理规范。在制度功能上，该规范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但基于职务代理制度的商事属性，该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需被限缩，与职务代理有关的商事登记制度还需完善，职务代理权类型还需细化。同时，该条第2款是职务代理制度的特殊规范，适用时应注意它与表见代理和普通无权代理的区分。未来可在《商法通则》中通过建构统一的商事登记规范和对职务代理权的类型化处理，完善职务代理制度。     

共犯人关系的再思考

刑法总则规定了哪些参与人,刑法对共犯人如何分类(参与类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国刑法总则虽然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四种情形,但不能据此认为这四种情形就是对共犯人的分类。刑法理论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根据,确定刑法总则应当规定哪些参与类型。由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正犯,所以,只有当刑法总则规定了教唆犯、帮助犯时,才能扩张地处罚教唆犯与帮助犯,否则便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由于共同正犯不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为前提,所以,如果对共同正犯按照正犯处罚,就必须有刑法总则的明文规定。主张刑法第26条规定的主犯与正犯是交叉关系、递进关系或者等同关系以及双层次区分说的观点,都存在缺陷。刑法第26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该规定贯彻了“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教唆他人犯罪的,如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就属于(共谋)共同正犯,按正犯处罚;如果起次要作用,则是狭义共犯中的教唆犯,应当按从犯量刑。基于实质标准,对起次要作用的实行者,也只能按从犯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