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联邦宪法的程序规则

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完备的程序规则制度,为规范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宪法的哲学原理见之于其繁复的权力运行程序细节之中。宪法的程序规则具有权力的正当化功能、规范化功能和形式合理化功能。作为宪政基石和宪政基本内涵的法治,是一种以正当程序为主要内容的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过程,而法治的正当程序则以宪法程序为根本。     

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宪法中的理性平衡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研究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本源及二者对立统一关系,从本质上明确公民权利产生并制约国家权力,而公民权利的实现则依靠国家权力的保障和规范,并且两者在宪法中要达到理性的平衡。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范意涵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在我国宪法上的确立并非仅出于功利主义考虑,而更在于申明了宪法之为宪法的规范意涵.一方面,它在确立公民权利正当性来源的同时,明确了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不仅深化了权利理念,为完善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提供了宪法支持,而且设定了国家权力的最高道德,确立了国家权力的基本义务.     

论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宪法有两个基本功能,即规定并保障公民权利,授予并控制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宪法的精髓,宪法的实现,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良性协调.     

权利限制的立宪模式之比较

宪法设置限制公民权利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功能在于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权利限制的宪法原则有宪法保留、宪法委托、合理限制及程序限制等,权利限制的宪法规则模式有概括式、区分式和混合式。文章指出了我国权利限制的理论误区和制度缺失等问题,建议根据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性质,建立以区分式为主的宪法限权模式。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之道——评陈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一书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辩在政治社会是一个永恒的命题,陈雄〔1〕作为一名宪政学者,这本新作的关注点也正在此。他尝试以权力与权利之辨为进路,以达法治;以宪法为纽带,探讨在宪法上如何配置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在法治的视野下谋求二者平衡,最终实现宪政和法治秩序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和谐。本书开头作者运用历史分析和说理论证,从国家权力特性、宪法规范本质、国家权力规范主要内容     

宪法的社会性与人权的至高性

宪法是社会 (人民 )同国家 (执政者 )的一份政治契约 ,它首先是、主要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是社会主体 (人民 )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控权法和社会主体保障自己和防范国家的自卫法。因此它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的根本大法。宪法是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渊源、起点、基础 ,并以之为权力运转的轴心和权力的禁区与最终归宿。宪法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产物 ;“以人为本”实质是“以人权为本”。基本人权和公民权至上 ,是宪法的最高理念和原则。     

尊重公民合法权利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从整体上讲，宪法具有限制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两个基本功能。公共权力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公民权利是指公民所享有宪法确定的广泛权利和各种利益。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两轴心，这两者是以法为核心的两个方面。公民     

内化法律之路——以内化禁止性规则为切入点

法律作为一套外在的规则体系,存在规则制定者与遵守者的二元对立,为化解这种对立,本文先将法律限缩为禁止性规则,并将其分为自然禁止性规制和实证禁止性规则.然后借鉴康德的形式道德理论说明服从自律要求是遵守自然禁止性规则的原因,再通过演化博弈理论将遵守实证禁止性规则的动机还原为对利益的追求,分别提出内化两种规则的理论进路.从此法律就不再是对人的外在强加,而变成了自愿选择.     

论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演进——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对象

宪法的制定是受理念制约的。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发展和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工具宪法到制度宪法、再到权利宪法的演进过程。新中国初期的制宪深受工具宪法制宪理念的影响。1982 年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制度宪法的制宪理念,在肯定宪法对国家工作重点服务的同时,明确了宪法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在对宪法的本质与作用的认识上,已经逐步摆脱工具主义与制度主义制宪理念的影响,开始了向权利宪法的转型。当代中国制宪理念演进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在宪法中的地位,具体而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公民权利与人权的关系以及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定位与发展。     

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研究

随着网络游戏的风靡，在赛搏空间（Cyberspace）中侵犯“虚拟财产”的违法犯罪现象也日益增多。为了对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给予有效的刑法规制，可以借鉴域外经验，从立法、司法途径寻求规制措施。从立法方面来看，首先要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规制；当现行法律对于相关行为存在立法漏洞时，则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严密法网而将之纳入调整范畴。而从司法角度来说，则需要在不违背现行立法、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最高司法机关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从而对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给以刑法规制。     

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的合法性:困境与重构

近年来的房地产市场税收调控措施,普遍存在合法性问题。根源在于,税收法定主义与税收调控之间存在逻辑与现实的悖论,传统税收法定主义逻辑不适宜解释和构建税收调控的合法性。在合法性控制上,财政税与调控税的合法性标准应有所不同。鉴于税收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应对其施以灵活性的合法性机制,一方面是税收调控法定主义,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完善税收授权立法制度;另一方面是建立税收调控决策程序的三方参与机制,拓展税收调控的合法性框架。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

现代国家的规制系统往往是复杂而庞大的。在政府对经济的规制中,应当否定和废止的规制大量存在,同时,应当肯定和强化的规制同样大量存在。本论文将视角锁定在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分析上,着重探讨如何在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意思决定的科学性、专门性,强调对各种信息的梳理、排除和活用,围绕立法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公正性和社会公正性以及由此而得以确保的社会可靠性展开探讨,在民主参与、专门性输入及评价、救济等专门性保障的意义上,来构筑规制立法和政策形成的正统性。     

管制经济学“双失灵”难题的法经济学解答

“双失灵”是对西方管制经济学中市场调节——市场失灵——政府管制——政府失灵——市场调节这一理论形成过程的概括。然而这一理论思路却存在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并且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陷入对市场和政府的两难选择。针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不足，可用法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为“双失灵”难题的解决找到答案，即以法律规制解答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由“类推监管”到“网络导向监管”——论网络信息时代证券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建构

证券监管机构基于惯性和信息披露公平性等的考量,对网上证券信息披露采行"类推监管",但"类推监管"仅是一种过渡性的监管理念,随着信息化时代证券信息披露技术的不断发展,证券监管机构必须将其监管理念重塑为"网络导向监管",并以此构建信息化时代的证券信息披露制度,以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     

证券跨境交易的监管模式研究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旋律。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证券市场也日益国际化。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一方面为全球资本实现了跨国境的自由融通,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证券跨国从事各种不法行为提供了广阔的便利空间。针对证券跨境交易的不法行为,现行有效的监管模式应该是:在强化单边法律监管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监管的协调。     

社会性管制的法律变革与绩效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竞争成为席卷全球的一场法律经济政策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以环境保护、职业健康、消费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性管制得到明显加强.社会性管制有着不同于经济性管制的法律特质,其立法勃兴从福利经济学、法律社会化方面可以找到思想基础.评价与衡量社会性管制的法律绩效不应单纯从经济成本-收益出发,而更多应关注其促进社会福利、大众正义、整体和谐的深层价值所在.     

现行跨国公司之法律管制缺陷评析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动力,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各种矛盾的聚焦点。组成跨国公司的各实体在经济上的一体性与法律上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有效管制跨国公司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恰当地进行法律设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现行跨国公司法律管制机制的缺陷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寻找克服缺陷的方法,探索新型跨国公司法律管制的模式——全球管制治理机制。     

传统行政法与政府管制法的关系

政府管制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管制与行政管理、政府管制法与传统行政法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各种要素得到展现。从政府管制法与传统行政法、传统经济法关系的角度对行政法学体系进行再认识,可以将政府管制法作为建立在行政法一般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分支来(亚部门法)开展研究,这对于推进政府管制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     

电信管制的司法介入研究

目前我国电信管制领域的案件少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明显存在排斥司法介入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电信管制机构非中立的管制者有意扩大管制范围,电信代理问题广泛存在,法院有意缩小司法管辖范围等。境外电信管制领域的司法介入早己存在,借助司法介入机制是各国电信管制机构维护、保证和提升管制能力的一种趋势。今后我国关键要建立真正独立的电信管制机构,并通过电信立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和职权范围,破除电信代理问题,引入司法介入机制,提高法院在电信管制中的影响力,促使电信管制机构依法行政,维护电信市场公平竞争和电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