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的法律保护体系构想

创意是一种智力成果,应当获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然而,仅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保护,并不能充分保护创意。在现有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框架下,探索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契约保护、不当得利保护等全方位、立体的保护体系,方能充分保护创意作者的权利,继而激发全社会更强大更深层次的创新。     

知识产权权利客体析疑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保护智力成果、也保护非智力成果,既保护创造性的智力成果、也保护非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既保护劳动、也保护投资,而许多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并未纳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今天“知识产权法”已经名不副实,它保护的对象并不是“知识”,而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也不完全是“智力成果”。     

论我国著作权的法律保护体系

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是著作权保护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我国的著作权行政保护制度主要由著作权登记制度、著作权行政检查制度、著作权行政处罚制度和著作权纠纷调解制度组成。在强调著作权行政保护的同时,我国又通过司法程序为著作权人提供民事、行政及刑事诉讼程序的保护。二者共同构成我国著作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相比之下,著作权行政保护制度积极、主动,有相对较高的效率,但也可能受到政府腐败等行为的影响,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司法保护虽然效率相对较低,但却能提供较为权威和公正的保护。因此,在未来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努力中,应在充分发挥行政保护的功能的同时,进一步规范著作权行政保护的制度与程序,强化对著作权的司法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法律保护的立法任务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步晚,人们多将其等同于＂历史文物保护＂,认知不到位,法规也不完备。对此我们必须全面反省,筹谋改良之道。＂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特殊的宗旨和目标,其保护任务更为艰巨,完善保护立法迫在眉睫。关于具体保护对象确定、保护规划的民主制定与监督、保护权责归属及权力范围、名城破坏事件的认定及纠劾、名城破坏犯罪及案件管辖权等关键问题,都必须尽快通过立法加以解决。本文针对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就其法律保护中的立法任务作出了初步阐发。文章认为,法律保护的重中之重是完善法定督纠机制,特别是民意代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三者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有关机制。     

论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飞速发展,商业秘密在市场主体之间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从民事法、行政法、刑事法等各方面进行了保护商业秘密的立法工作,初步形成了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我国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整体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如立法过于分散、行政法保护色彩过浓、民事法保护不力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完善各项民事保护制度,以及完善行政法、刑法等法律保护制度,形成合理的、先进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制度。     

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路径探析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自诞生以来,就对经济发展起着不起替代的保护推动作用。相对于其他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特征更加明显,但即便如此,知识产权保护的本土化特征仍不容忽视。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保护体系。本文从知识产权的保护理念、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方面探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提出分区而治的设想,以期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所贡献。     

中药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质

一、中药品种保护制度产生的背景(一)原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对中药品种的保护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较晚,对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是有限。在《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实施之前,我国已有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药品种进行保护,如专利法、商标法、药品管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由于中药药方经过长期演变,只有少数品种符合上述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条件,大部分品种仍然无法得到保护,需要国家制定专门的法规加以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

分析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探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利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商标权保护、专门知识产权保护等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极其广泛,时它的保护依赖于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综合手段.     

浅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之民事法律框架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未采,其合法权益是社会保护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家庭保护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主要渠道和途径,这一保护途径主要是通过监护人制度完成的。我国对未成年人监护人制度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民事法律部分,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监护人义务规定不详细、监护人渎职的法律责任难以追究等问题,上述问题应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对监护人制度的监管来解决。     

当代中国农民权利保护的特殊性及其内容建构

我国农民权利保护研究表明,农民权利保护应当重新树立权利理念、建构权利保护内容。农民权利保护产生的特殊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使当代中国的农民权利保护在权利主体、现实条件和权利保护目标等方面具有与其他群体权利保护不同的特殊性,从而决定了农民权利保护内容的复杂性。农民权利保护的内容应当分为三个层次：人权层面上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的权利,农民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在特殊条件下急需特殊保护的权利。     

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刑法应体现法律之公平善良的特质 ,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 ,刑法解释即有权解释 ,是指有权机关依据一定原则使用法定方法对法律文本所作的阐释 ,是连结刑事立法与刑法适用的纽带和中介 ,是折射和反映刑法关怀的最佳视角。欠缺刑法关怀的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是合法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从刑法关怀的维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 ,一方面在于把刑法关怀坚持到底 ,另一方面在于反思刑法解释的真正科学的定位 ,由此建立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     

《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关系

《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之关系既有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共性,更有知识产权特质带来的个性。知识产权法的适用需要民法视野,更需要保持其个性,且其个性更多源于公共政策性,并以此与其他民事权利保护相界分。合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法,但又被赋予知识产权特色和内涵。知识产权法开放性地保护法益,是法益保护的重镇,但法益保护以合法为前提,并应对保护的正当性进行实质性衡量,非法行为不产生法益。诚实信用原则有广泛适用性,但又需要保持适用上的边界与谦抑。知识产权与物权在权利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原理和规则迥然不同,在理念与制度上不能简单类比。     

公民财产权的制度化路径--一个人权和宪政的视角

近年来 ,我国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共同关注。公民财产权应当纳入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体系 ,尤其是公法保护体系已渐成共识。而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不足为公民财产权提供有效保障。本文从财产权制度及其意义出发分析了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和公法保护路径 ,以期促进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通过借鉴国外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征收补偿与财产权保护法制历史与现状,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征地补偿实践中存在的“有法不依”和“无法可依”现象与我国现行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改革我国征地补偿与农民财产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提供对策建议：坚持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征地和补偿三位一体、从保护农民财产权益角度改革征地补偿法律制度;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建构对农民财产权益的制度性保护与个别性保护,以改变征地实践中“有法不依”与“无法可依”现象、确保农民财产权益的存续保护与价值保护。     

私有财产权与法律改革--1978-2003中国法律改革史考察

中国1978年至2003年的法律改革是围绕着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来进行的.私法领域的改革确立了私法财产权,公法领域的改革确立了公法财产权.私法财产权和公法财产权的结合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制度.2004年通过的宪法第22条修正案同时规定了私法财产权和公法财产权,是对中国25年法律改革的概括和总结.     

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性权利作为公民人身权利其中的一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无论是男女,都有性权利.但在我国,两性性权利的法律保护却存在一定差异.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可谓尽善尽美的关注和保护,但反观男性,刑法对男性的性权利的保护是不全面的,甚至出现了法律的真空,从而导致男性性权利无法得到刑法的有效保护.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     

胎儿的准人格地位及其人格利益保护

胎儿是一种人类生命,但又不是人;其不具有现行法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但又必须享受一些权益的法律保护。对于胎儿的人格地位,民法理论素有争议。胎儿属于准法律人格者。准法律人格即非完全法律人格者亦非完全无法律人格者。它是法律立足于胎儿的生命特质、胎儿保护的价值理念以及民法人格制度的立法逻辑所作出的人格定位。准法律人格者享有不同于自然人的特殊的人格利益及其权益保护规则。     

论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法律保障

广泛而深刻的公民参与能够反映不同权益主体的利益和价值.然而,公民参与政府治理仅有政治上的认同还不够,作为法治国家还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法律保障包括,主体的法律保障、客体的法律保障和形式途径的法律保障,当下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参与主体和形式的法律保障.因为没有对利益相关方和弱势群体参与权的法律保障,政府治理的公民参与只能是符号和口号.     

难民保护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及对策

对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然,然而拒不接受难民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应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措施,一是修改既有难民定义,扩大国际难民法的保护范围,使得各国对那些不符合既有难民定义却处于与难民同样境地的人的援助,从纯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自觉自愿行为转化为法律义务。二是强调国际人权法在难民国际保护中的应有作用。将人权原理应用到难民保护领域,通过敦促国家履行国际人权保护义务来实现对难民的保护,可以克服国际难民法的固有缺陷,并强化难民国际保护的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