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基:纳入失信名单的全国劳模

2016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等4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大对违法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力度. 就在此大力治理之下,最近,有着传奇创业故事的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国劳动模范刘光基被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纳入被执行人失信名单.     

江西开通“三大”系统全面推进执行工作

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建设的执行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系统“三大”执行系统于2014年9月10日正式试运行，供全省法院使用。执行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包含执行立案、办案、信访、联动、征信系统、盖章系统、信息公开等功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具有对被执行人身份、银行开户账号、银行存款、土地、车辆等信息的查询功能，能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土地、车辆等财产进行网络冻结（查封）、续冻（续封）和解冻（解封），实现执行查控措施的网络化。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系统通过向公安、土地、车管、银行等协助执行单位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接收信用惩戒措施反馈信息。同时，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自动发送至铁路、民航等部门，从而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高消费。     

信用惩戒，让“老赖”寸步难行

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等八部门联合举行“构建诚信惩戒失信”首次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对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并采取其他信用惩戒措施。八部门会签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拉开了第一轮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序幕。     

祭起联合执法利剑严惩“老赖”

2014年1月16日，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八部门就限制被执行人失信高消费行为和采取其他信用惩戒措施联合召开“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首次新闻发布会，拉开了第一轮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序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个环节。以法律、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相配合衔接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人民法院推进执行工作、破解执行难题的重要举措,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冲击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     

“失信者黑各单”制度开始施行

2013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各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开始施行。据此《规定》，全国法院系统建立“失信者黑名单”制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会通过法院向社会公布。     

数字

31259名 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2013年10月24日开通以来，截至11月4日，全国法院依职权共31259例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纳入名单库。     

行政黑名单制度功能的重新定位

行政黑名单制度具有失信惩戒和风险预防双重功能。而目前的行政黑名单制度以失信惩戒为主,导致失信惩戒功能对风险预防功能的挤压,行政黑名单制度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重叠,行政黑名单制度设计预期的落空,以及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不当侵害。风险预防功能与失信惩戒功能在规制目的、规制地位、正当性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基于“信用”的风险工具属性、“放管服”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以及风险预防功能的独立性等理据,行政黑名单制度应当转向风险预防定位,并需在列入程序、跨领域参考、合比例衡量、修复标准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完善。     

域外被遗忘权对我国被执行人失信记录的启示

信息化是当前互联网时代的趋势,信息共享作为大数据时代发展的基础,给公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信息共享在互联网空间中存在严重问题,个人信息的泄露,公民的信息被利用等,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产生威胁,法院通过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缓解其"执行难"问题,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制度也要注重保护失信被执行人的权利。文章针对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记录的被遗忘权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欧盟、美国的被遗忘权等相关立法中找到启示。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法治困境及出路——基于对41份中央级失信惩戒备忘录的分析

通过考察41份中央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所包含的受惩戒主体、受惩戒行为和惩戒措施,可以发现失信惩戒制度面临合法性困境,但主要问题并非缺乏法律依据、"德法混同"、违反比例原则或不当联结禁止原则,而是在形式合法性层面,违法建立双惩制、以行政权力为民事违约兜底和增设行政许可;在整体正当性层面,冲击法人独立人格、突破公法与私法之区隔、削弱行政裁量的法律约束;在实质合理性层面,违背平等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备忘录表现出"失信"与"违法"、"惩戒"与"执法"高度重合,失信惩戒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实施的强化机制,其合法性困境源于强化机制背离强化对象,亟须有针对性地予以纠偏.     

劳动教养制度的终止与保安处分的法治化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下,如何依循法治原则预防犯罪是一个亟需认真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保安处分是预防犯罪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然而目前一些保安处分措施存在不同程度的合法性问题,其正当性根据也受到诸多质疑。其中,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象,其存在的各种弊端成为不当干涉公民基本权益的隐患。完善我国保安处分制度,应提倡"重点突破、全面带进"的思路,即在废止劳教制度的同时,通盘考虑并解决目前各种保安处分措施存在的问题。实现保安处分措施的法治化,应首先解决合法化的问题,即形式上应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的法律定位与权力归属,在实质上贯彻必要性和合比例性原则。     

“警察人性化执法”刍议

警察人性化执法,是指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在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照法定的职权和法定的程序,改变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以人为本,实现执法公正的一项专门活动。在警察人性化执法中,严格执法是前提,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包括警察自身的合法权益)是核心内容,人文关怀是方式,实现执法公正是终极目标。而"懦弱执法"、"人情执法"、"不平等执法"和"首次不罚"的执法都不是警察的人性化执法。警察人性化执法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完善公安法律制度;二是提高人民警察自身的素质;三是加强监督,从严治警。     

人格立法之时代性与人格权的权利内质

法律人格是时代背景的产物,时代背景的变化必然要求变革人格立法以满足权利主体的正当性需求。以罗马法为代表的人格立法向以《法国民法典》等为代表的人格立法的发展,确立了以人之生命的保全和促进为目的的伦理性法律人格制度。这种法律上对人的伦理关怀,在遭遇现代科技特别是生命科技等因素的时候,使得单纯以生命的保全和促进为目的的人格立法不再与人的实现这一法律命令相一致。于此,个体主张其享有的人格权不应仅限于防御性的权利而应内涵积极请求权的特质。一方面,德国等国的法律实践对此态度犹豫不决,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因为其正当性权利要求得不到法律上的支持而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必须适时承认个体的这种权利主张以满足人之实现的法律命令。     

Traditional Local Justice,Women’s Rights,and the Rule of Law: A Pluralistic Framework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 particular concep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o situations characterized by traditional local justice and legal pluralism. Whi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rule‐of‐law programmes were directed almost exclusively at state legal system, they have recently begun to take into account traditional local justice, namely, those institutions which in many world regions represent the main form of effective justice. Starting with a review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local justice from a rule‐of‐law perspective, the paper underlines the widespread lack of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of women’s rights. Discussing vertical rule‐of‐law functions in contexts of legal pluralism the paper stresses the advantages of an approach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based on mutual recognition and influence between different legal authorities and sources. It is argued that this “interactive” approach appears best suited to the complex frameworks of relations that characterize present‐day systems of deep legal pluralism. Finally, the paper underlin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is approach and a concep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s an ideal framework of plural interactions characterized by the limits imposed on the law by the law itself, and it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promotion.     

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

中国法律援助经历了从 1 994年初起发展到今天的过程。法律援助的概念有广、狭二义之分 ;其性质是法律之助 ,即援助公民个人或者人民法院不向受援人收费或者少收、缓收从而在法律方面提供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法律援助的特别包括 :具有国家、社会承担援助的公助性 ;受援人享受法律援助的无偿性和优惠性 ;律师、公证员等提供帮助的法律专业性。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有四 :权利保障之要求 ;实现控、辩双方力度平衡之条件 ;司法公正之所需和扶贫助弱法制化发展之必然     

行政诉讼目的研究

行政诉讼目的是行政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前提性理论,不仅为整个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指明方向,而且为具体制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法学界,对行政诉讼目的的认识,主要有三重目的说、双重目的说、监督说、依法行政说、权益保护说等。认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则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被不断提及,并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正当性话语,因此需立足于法治的基本要求,结合法治实践的个案场景,在发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的同时探讨法治思维的运用问题。而法治思维内涵的既有界定往往抽象而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要注意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类主要问题: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     

论行政复议制度修改的若干问题

现行《行政复议法》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对维护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而且对解决行政争议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行政复议工作的需要。因此,早在2010年,全国人大就将《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列入了年度立法计划,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对《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启动。《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拟就《行政复议法》修改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浅谈一些思考。期盼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使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论劳动者的罢工权

在法律上承认和规范劳动者的罢工权,防止非法罢工,不仅有利于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罢工权不是孤立的,劳动法领域中的罢工权,是劳动者的一项劳动权利,是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劳动者组织工会的权利（团结权）、集体谈判的权利密不可分。劳动者享有法律所保护的合法罢工权。罢工基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局限于劳动关系领域,并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在法律上确立劳动者享有合法的罢工权后,如何保护依法罢工的劳动者的利益是法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劳动者罢工权是否能真正享有的保障。为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劳动者罢工权,但当罢工影响到社会公共秩序的时候,罢工权就应该受到限制。     

再说“《宪法修正案》修正了什么”——“法治”、“人权”入宪之断想

1999、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法治"与"人权"载入宪法。这不仅是对"法治"与"人权"的确认,而且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价值准则与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宪制与法律制度的逻辑问题。依据这样的逻辑,《宪法修正案》的根本涵义,就是要求对宪制与法律制度进行"修正",以实现和巩固"法治"与"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