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应急征用的法律风险与合法性规制

在疫情防控面临巨大物资缺口时,应急征用能够有效弥补应急储备的不足,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但是应急征用面临着制度供给不足、征用权被不当行使的多重困境。文章着眼于应急征用的制度与实践,对征用主体权责不清、程序缺位、补偿不畅等法律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问题探析

劳动群众(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我国土地公有权的重要形态,其土地权益受法律的保护。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以此法律规定为基础,对土地补偿中的补偿前提、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和被补偿主体、补偿程序、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补偿实现以及法律责任等有关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     

疫情防控中的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及其完善进路北大核心CSSCI

应急征用补偿机制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依法防控中不可或缺,现行立法却并未提供与其重要性和特殊性相匹配的制度保障。国家层面立法的原则性导致了地方立法并不具备完整的逻辑链条,在规范征用主体、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等具体内容时无法为疫情防控实践提供明确、充分的指引,补偿程序方面的制度缺口也亟须补足。通过法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将合法预期保护原则引入后续修法能够提供解决之道。在立法形式上,应通过专门立法完善应急征用补偿制度体系,构建可操作性良好的合法预期利益判断标准;在具体内容上,应通过修法明确补偿的范围和标准,并探索建立以常态下的预征用协议为主、应急状态下的征用决定为辅的征用模式。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研究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发生于突发事件的预防、监测、应急处置和恢复重建过程．是突发事件应对中单位和个人财产权克减与保障的集中体现。本文着重分析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特征,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规定及不足,提出应当理顺行政征用与征收的关系,制定统一的行政征用（征收）法,调整征用补偿原则,明确行政征用补偿标准,完善行政征用补偿法律程序,将行政征用补偿纠纷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规则抄袭或细化的法解释学分析部门规则规定应急征用补偿研讨

宪法修正案第22条第3款中的“法律”系狭义的法律，部门规则无论是规章还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政府部门无论是国务院各主管部门还是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都不能创制应急征用制度。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与第52条及有关单行法，在应急征用主体上系普通法与特别法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确定政府部门并非应急征用主体。政府部门没有应急征用权，就无权细化应急征用条款。规则抄袭或细化并无必要和意义，相反容易导致规则建设资源的浪费和对法律意思的肢解或误解。规则细化或地方规则建设应基于法律的授权或地方自主权。对不允许或无需细化的规则，应加强法律解释和案例指导。     

浅析我国对公民私有财产进行征用的法律保护

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要进行补偿,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规定,但由于宪法中的规定过于简约,需要在其他的法律中加以细化规定。本文针对现有法律对该问题在补偿原则、被征用财产实际价值的估算、救济方式和制裁措施等方面,规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相应地提出确立公平市场补偿原则,建立第三人财产估算制度,征用纠纷解决方式以及细化制裁规定的解决思路,希望能在我国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征用补偿程序,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     

日韩两国土地征用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围绕着日韩两国的土地征用制度的公益目的、政府、征地补偿和征收程序四个维度对其特点展开论述。与日韩相对完善的土地征用制度相比,我国目前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为此,我国应采取明确产权,健全法制体系、规范征地,制定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规范征地补偿程序等举措。     

比较法视野中的征用补偿--兼论我国征用补偿制度的完善

宪法第20、22修正案所确立的征用补偿制度需要普通法律来具体化.我国普通法律中已经确立的征用补偿制度较溪混乱,如何完善我国现有的征用补偿制度,使之与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和精神符合,需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通过比较美、德、日在征用机制和补偿机制方面的不同制度,针对征用目的、征用侵害、征用主体、补偿的正当性、补偿原则、补偿标准提出了诸多建议.     

行政征用探究

行政征用是指国家行政主体依法对非国家所有的财物进行强制征购使用以及对有关劳务进行征用的法律行为。对行政征用作不同的划分有利于行政征用的正确实施。行政征用的程序目前立法尚未完善,应坚持符合公共利益原则、减少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和合理、适当补偿原则。     

行政征用——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之我见

土地征用属于行政征用范畴。行政征用应该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规定,按照严格程序要求,以强制方式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并给予公平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仅限于土地征用),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难以适应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其主要缺陷是:征用对象过于单一;没有等价补偿原则的规定;何为“公共目的”尚无统一界定;征用权的行使主体过于分散。因此,完善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进一步规范土地征用已刻不容缓。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分析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行改变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期间的法律关系主体结构,政府作为征收一方直接与被征收人发生法律联系。该条例第25条所规定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宜认定为行政合同,该条第2款有关规定实质上设立了一种新的行政合同履行纠纷的解决方式。不过,该条规定的实施受到了现行《行政诉讼法》的限制。新的行政合同履行纠纷解决方式是否真正建立,有待进一步论证。     

改革我国拆迁补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为了落实《物权法》关于征地拆迁与不动产物权保护的立法精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授权下,国务院开始了新的拆迁条例的立法工作。而在拆迁立法中,拆迁补偿无疑是被拆迁人关注的焦点,新的立法要拿出让被拆迁人普遍接受的补偿方案,就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补偿制度,改革的内容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拆迁补偿制度、建立房地统一的拆迁补偿制度、建立完全市场化的估价制度、实行拆迁补偿裁决的司法化等。     

疫情防控中的征用补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疫情防控过程中大量进行的政府征用面临着疫情过后补偿机制的落实任务。厘定征用补偿机制的适用范围成为首要课题。就规范框架所展开的征用补偿机制而言,需要排除"名为征用、实为征收"和"由征用转化而成的征收",并特殊处理国有资产的征用问题。在可能扩充的范围上,可以考虑"名为限制性措施、实为征用"和人力、服务等非有形物的征用。同时,征用导致特定主体的额外"特别牺牲",以及在平台经济模式下电商平台是否可能构成新的征用样态,也值得关注。     

行政征用权与公民财产权的界限——公共利益

行政征用必须限定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范围内。必须明确公共利益的含义 ,从受益对象数量、征用效益等几个方面来构建行政征用中衡量公共利益的标准 ,反思行政征用中的一些界线问题 ,完善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     

论我国公益征用概念的内涵界定

征收与征用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各有不同的概念内涵;财产权过度限制应给予补偿,且纳入征用制度为宜。公益征用包括三类:第一类指国家在平时暂时使用或占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为普通征用;第二类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临时征用或调用集体或公民财产的情况,为紧急征用;第三类主要指财产权过度限制,为管制征用。     

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思考

制定公益征收征用法 ,明确相关概念、界线 ,从而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 ,已显迫切。公益征收征用的对象应包括无形资产和集体所有财产 ;公共利益应定位为不特定多数公众的共享性公益 ,应采用列举式立法例加以界定     

退耕还林与征地制度：比较与启示

退耕还林、征地制度的实施对象均为农民,目标均为改变农地用途,绩效却大相径庭.制度设计差异是制度绩效差异的根源所在.这两种制度设计在补偿的公平性、合约的可逆性、土地产权的转移、农民自愿性程度、政府收益、自我雇佣等六个方面存在着差异.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应遵循以下思路进行:征地补偿应按区片综合价以求公平;应考虑农地对农民的多种效用进行足额补偿;向农民提供连续收入流以切实保障农民生活;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使农民意愿能够真正表达;通过征地收益的转移支付内化生态生产或破坏的外部性;缩小征地范围,非公益用地可以通过农地租赁、入股、合营来解决.     

美国行政征用补偿市场价值计算方法解读

在行政征收征用中,补偿的计算方法直接涉及被征用人的切身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行政征用的补偿中,市场价值常用计算方法、市场价值计算的时间、限定继承和非限定继承不动产权益的价值计算方法,以及相关影响被征用财产市场价值的因素,对我国的实践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论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之完善

土地征收补偿是土地征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今无论从立法角度还是从现实层面,均对该项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而后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论土地征用与权利保护问题

土地征用是具有复合性质的法律行为,由此引起复合性的法律关系。目前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以及各级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定强化了土地征用中的权力,而忽视土地征用中的权利保护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为此引发了大量的征地纠纷,但最终是牺牲了被征用地之相关民事权利。这种现象需要从法理认识分析和法律的高度引起重视。本文试图从土地征用的权利保护角度说明我国土地法律规范存在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