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立法”集大智

古人说，“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立法中的大智当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2010年，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已经融入立法规程，公民参与立法和立法机关检视立法成为熔炼立法质量的“两极”。国家权力机关提供最具民意特质的“公共产品”，当属法律法规。从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常态化，     

“总则”立法技术模式论

一、总则概念与概况“总则”一词,从立法技术上看,可以多角度进行审视。从实质内容上看,它是一些基本性规定。从形式上看,它一般以名实相符的方式表现于名称,也可能无总则的名称而行总则之实。从集中规定总则性内容的篇、章、节具体名称来看,“总则”是最为普遍的,其他具体名称也五花八门,中外皆然。美国《资源保护回收法》第一章为“一般规定(亦     

关于立法后评估的几点思考

在地方立法实践中，立法后评估有诸多不同的称谓，如：“立法评估”、“立法评价”、“立法测评”、“跟踪问效”、“立法质量评估”、“立法效果评估”、“二次立法”、“立法回头看”等等，但实质却很明了，从人大角度讲，就是通过选择对现行地方性法规的质量和实施效果进行考察、分析、评价、估量，对地方性法规的基本价值作出判断，为地方性法规的立、改、     

立法听证：民主立法的重要手段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从“闭立法”到“开门立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立法听证在各地日渐升温，逐渐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尤其是立法民主化进程中的普遍事件。“听证”正在从一个学术名词，转变成为中国的法治实践。     

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环境立法的发展概述

在中国，环境与资源法基本上完成了立法的系统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务的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环境资源保护活动的有法可依。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一方面是环境资源立法的空前繁荣，各类法律法规大爆炸；另一方面则是每一部环境法都未能得到真正实施，使人感到环境法的“无用”、“无能”。如何修改并完善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理顺各有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保护各项制度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中发挥作用，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已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比较研究

世界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多元化，法国的“附带式”、我国台湾的“分散式”、俄罗斯的“统一式”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此三种模式与其各自的立法资源、立法背景相协调而表现出不同的立法特点。在我国当前立法条件下，由门类齐全、设计配套、前后有序、左右逢源组成的行刑规范的法律、法规群更具有生命力。     

信用立法思考:我国未来三大信用法

加快信用立法已是全社会共识。与大多数从信用信息安全和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角度讨论信用立法不同，从现实情况与问题出发，结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情况，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务诚信、重要目标—社会治理、运行基础—“三大征信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出台“信用行政监督法”“全民正义诚信法”“统一征信法”三大信用法律的思考与构想，分析阐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信用立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监视居住的适用及其改革完善

作为刑事强制措施之一的监视居住，目前在立法上存在浪费立法资源、制度设计不严谨、适用条件与司法投入不对等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量极少、“双规”等变相监视居住方式大量使用等问题，需要从适用条件、适用阶段、适用主体、适用场所、适用时间等方面对监视居住进行全面改造，将无法律依据的“双规”也纳入监视居住的制度范畴。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司法护航：环境资源保护的十二年之路

面对环境污染高发的态势，国家在大力推进各项环境保护行政措施的同时，利用司法手段加大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也早就被纳入了环境资源保护的综合手段之一。 立法：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我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将环境立法纳入议事议程。1979年9月13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2年宪法作出“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同围内其他部门立法相比，环境立法起步较早，生态环境立法也正在趋于完善。     

人大新图景——大走进修法时代

中国从立法时代步入修法时代，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恪守民主程序和民生取向，适应社会转型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定新法，成为人大立法的新使命。     

我国过期药品回收制度的环境法思考

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加重、资源的严重紧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观点正在为人们所接受。但是遇到实际问题,环境保护还是被忽视,过期失效药品的回收就是一个例证。因此本文将从环境法理论的角度,系统分析建立一个长效回收机制的必要性和理念基础,以期给我国环境保护的具体立法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旅游法之“人本”考察

我国由于旅游基本法缺位、旅游专项法滞后和地方性旅游立法各异，从而导致目前对旅游者的保护不力，旅游资源不能高效合理规划和开发利用，“人本”思想理念在旅游法律及其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旅游法律所强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原则没有得到有机结合与和谐统一。厘清我国旅游立法的现状，并探讨旅游法律管理行为的不合理之处，意在强调“人本”思想的真实回归和加强系统立法的必要性。     

让法律给官员更多公开的勇气

近来，随着“房叔”“房妹”“表哥”事件不断曝光，有“反腐利剑”美誉的财产公示立法更是被寄予厚望。打破当前的立法僵局，从法律上确立起官员财产公示的普遍性义务，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主体、客体、内容、行使、救济与责任等方面都与物权存在本质差异，其并非处理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以确立特定主体对特定物的“直接支配”为内容的民法物权，而是划分国家与个人界限，为“全民”意义上的抽象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间接干预”资源利用提供合法依据的宪法公权。资源国家所有权与资源物权并非同一层面的事物，二者并不排斥，而是互补并存。国家所有权只是形成资源利用秩序的前提，资源物权才是建立秩序的关键，其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无法从宪法权性质的国家所有权中推出。没有清楚区分公权与私权、公物与私产是导致国有资源与民众产生“疏离”、偏离公益本质的根源，这一状况应当改变。     

略论经济法立法权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经济法立法权即关于经济法的立法权，但是，倘若进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经济法立法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而要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首先应该从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入手。由于目前理论界对经济法立法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法立法权的准确把握。我国理论上至今尚未严格区分“经济立法”、“经济法立法”，把两者直接或间接简单混同，替代使用或模糊使用，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在使用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时，也以“经济立法”来…     

区域发展权的主体证成与法制意义——以区域共同体为基点

“区域能否成为独立发展权主体”是区域经济法体系建构中必须解答的基础性问题，但现有观点缺乏合理性，导致区域发展权主体范畴模糊不清。为修正传统区域发展权主体理论的缺陷，须明确“区域应回归发展权主体范畴”的观点。为此，应依循“权利公共性与共同体共伴生”的逻辑，揭示经济区域包容发展权公共性的特质，剖析三类经济区域通过共同目标、集体认同和归属感成为共同体的能力，梳理区域共同体的利益冲突、修正措施，并以“资源输出地输入地利益补偿的法制建设”为特定场域，具体分析现有资源均质区发展权主体资格未明确的法制缺陷，围绕政策先导、立法项目和立法规划三方面内容开展区域法制建设活动。     

晚清礼法之争前后关于习惯的认识和争论

晚清礼法之争时期，礼教派和法理派在驳斥对方或为自己辩护时，“认真对待风俗习惯”成为支撑各方观点的重要言说和本土资源。然而，此前历代政法实践长期存在移风易俗的传统，习惯在王朝固有治理模式中常被视作改造或排斥的对象。习惯在晚清礼法之争中凸显其重要性，主要原因是礼教派以新法不合风俗习惯作为反对法理派的重要“武器”。在具体言说中，礼教派以纲常伦理置换了风俗习惯的内涵。法理派则参照西方重视习惯的立法与法制传统，试图以地方习惯作为立法资源和对礼教派的回应，并主持推动了大规模的习惯调查。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认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立法模式，因此，习惯在近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影响有限。     

论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及其实施

本文论述了新《刑法》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立法背景，各种环境与资源犯罪的罪名及其犯罪构成，并探讨了刑法关于环境与资源犯罪的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试析古代盗罪的＂取非其有＂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立足历史，从古代盗罪立法的“取非其有”律学解释和律文的具体规定入手，分析古代盗罪主观方面的犯罪构成，从而发现与之相当的现代犯罪“非法占有”的一致性，探索现代犯罪“非法占有”的深切含义，提供完善立法和法律理解适用的观念指导。     

我国《煤炭法》修改必要性之探讨

无论是“矿难频发”还是“能源紧张”以及“国进民退”等现象，这些“字眼”的出现都牵动着我国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及资源安全状况。而要使煤炭资源相关行业健康持续安全发展，关键还在于有关先进的煤炭资源法律制度的良好规制和管理。本文也试图从该思维角度入手，在转变现有《煤炭法》立法理念的前提下对其中存在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缺陷进行修改必要性之探讨，以适应当前煤炭资源发展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