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

政府数据的开放可能会给未来社会带来"地壳运动",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也面临着更新换代的压力。随着以复杂、多元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有封闭式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理论不足以抑制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法律风险,也不足以帮助政府实现对数据开放的有效治理。我们需要一种以"开放与分享"为特征的整体法律框架,在行政法领域实现从行政管制法到行政治理法的转变。我们应当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面向来建构全新的政府数据开放整体法律框架。     

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法制的发展与建构

政府数据开放是行政主体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数据的行为,有助于保障公众权利,改进公共服务,推动发展与创新。未来应加快统一政府数据开放立法进程。应进一步拓宽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以开放为原则,以不开放为例外。健全完善政府数据开放的程序机制,界定政府数据开放的标准。应建构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确保数据的定期更新,建构简化、用户友好型的政府数据开放系统,提高数据治理水平。     

政府数据开放宜采取不同于信息公开的立法进路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之上,通过赋予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增强政府透明度,实现对行政机关监督问责。而政府数据开放兴起源于大数据技术驱动。数据资源的巨大潜力驱使各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开放制度鼓励数据创新应用,挖掘数据价值,实现繁荣经济、改善服务、提升治理能力等增强行政效能的良好行政目标。二者在制度形成基础和制度目标上的区别,表明政府数据开放是与政府信息公开有本质区别的独立制度。我国应选择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单独立法的立法进路,而非将其融入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框架之中。     

公共数据开放的法律秩序：功能与结构的理论视角

近年来，公共数据开放理念与实践逐渐普及，公共数据开放成为要素市场供给的首要环节，公共数据开放的法治化进展迅速，但以往的法律研究存在一些偏差，有必要在理论上回应这些问题。公共数据功能起源于生产方式，目标是应用于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市场中。这就需要将其按功能区分为展示性和辅助性，前者直接成为信息服务或数据产品，后者用来辅助一般市场中的要素进行安全有序流动。从实践看，政府更有动力推动作为基础设施的信息生产，而较少有动力推动展示性数据开放，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展示性数据往往通过文化产业交易和授权运营的方式进行，有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权力结构也可进一步解释何种功能性数据由不同层级的政府生产和使用。功能和结构的角度有助于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公共数据开放事实上的“分级分类”如何运作。     

目标考核如何影响安全生产治理效果:政府承诺的中介效应

安全生产目标考核被视为遏制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高发态势的有效手段之一。基于中国30个省(区)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论文试图剖析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制度治理效果产生的中介作用机制,从地方政府承诺主题和承诺水平两个层面入手,通过对各省(区)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编码分析,着重考察政府承诺在"目标考核-治理效果"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目标考核能够显著改善安全生产治理效果,政府对安全生产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承诺水平的中介作用并不成立。研究表明,尽管压力型体制下的严厉问责催生了地方政府对于特定领域工作的回应和承诺,但政府承诺能否转化为实打实的治理行为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检验。论文为分析我国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利于从提升政府承诺可信度、缩小政府知行差距的角度进一步扩大安全生产治理成效。     

公共机构的数据持有者权——多元数据开放体系的基础制度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立法呈现出以公共数据开放替代政务(政府)数据开放的制度趋势。公共数据被定义为公共机构在履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形成的数据。凡落入公共数据范畴，就应当汇集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以向社会开放。但公共数据不是被事先界定的，而应当依据数据开放行为的性质来定义所开放数据的性质，既充分实现数字政府的公共数据服务职能，同时使公共机构所持有的数据资源对接数据要素市场，满足社会对高质量可再利用数据要素的需求。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数据持有者权成为数据基础制度核心的背景下，应当分别确立社会主体、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数据持有者权，以清晰界定数据治理、流通利用的权责边界，从而构建多元的数据开放体系。     

党政干部引进资金、项目能否获取奖金

最近,有读者来函来电询问,一些地方政府为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出台了为当地引进资金、项目的奖励政策,按照这种政策,有的党政干部以至领导干部,由于引进资金、项目获取了按引进资金总额一定比例或一定标准提取的奖金或其他物质性奖励,党政干部是否应当获取这种奖励?现将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党政干部因引进资金、项目按当地政府政策获取奖金等物质性奖励问题如何处理的答复》全文刊发,以供学习。     

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社会,提出了政府数据开放的新要求.而政府数据开放立法,必将极大促进信息的开放共享、政府的治理革新与资源的高效利用.目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立法仍处在探索阶段,对政府数据开放范围和数据共享流程等基本问题,尚缺乏理论共识.因此,启动政府数据开放立法,首要的问题即合理选择符合我国实际的立法模式.目前,国际上存在修改信息公开法、制定政府数据开放专门法、修改信息公开法与制定专门法相结合的三种立法模式.比较而言,我国在修改信息公开法的同时,探索制定政府数据开放专门法应当是可行选项.当前,应当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的有利契机,为政府数据开放预留或者提供涉及政府数据定义、开放方式和开放例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接口和制度支撑.     

政府部门的大数据能力研究——基于组织层面的视角

开放政府数据成为大数据时代政府改善公共治理的有效手段,自2012年起全国多省市政府开展开放政府数据建设工作。虽然我国政府掌握着社会80%以上的大数据资源,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存在数据量少、质量不高、再利用程度低等问题,社会需求难以满足。论文认为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政府大数据建设的能力还比较低,难以有效促进开放政府数据的建设。因此有必要探讨当前中国政府如何有效构建政府大数据能力进而支撑起开放数据建设。论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借鉴赫尔比希(Natalie Helbig)开放政府建设模型的重要环节,将政府大数据能力分为推进数据共享、数据公开、数据监管、数据再利用等内容的能力,基于创新扩散理论,从组织层面构建政府大数据能力建设分析框架,并以上海市区县级政府为背景加以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组织层面,组织支持、组织兼容、公平创新的组织文化对政府大数据能力起正向影响,集权的组织结构起负向影响;权力距离在集权的组织结构与政府大数据能力的关系中起反向调节作用,而信息架构在组织支持与政府大数据能力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腐败防治:英国的实践与启示

开放政府数据,有利于提高政府透明度,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了开放政府数据的行动,英国尤为突出。根据"开放数据晴雨表"和"全球开放数据指数"两项权威指标2013—2014年的排名结果,英国的数据开放程度位列世界首位。英国政府还积极利用数据开放防治腐败。2015年,欧盟委员会展开了运用开放数据惩治腐败的行动TACOD,英国成为该项目的试点国家之一。TACOD英国团队将已公布的腐败案例按照腐败行为(贿赂行为、诈骗行为、未声明的利益冲突与滥用公共资金、不当游说行为)进行了分类,重点关注了腐败行为被揭露的方式,揭示了开放不同数据集对防治不同腐败行为的作用。论文尝试构建了基于开放政府数据的腐败防治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初步分析了英国在利用开放政府数据反腐方面的若干经验,以期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并利用开放数据防治腐败提供有益借鉴。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式转变

政府数据开放并非静态的单一行为,而是动态的系统过程。借助数据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将政府数据开放解构为数据收集、转换、存储、公开和使用五个阶段。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确立的最新规则,个人信息保护风险可能同时存在于政府数据开放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然而,政府数据开放中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范式主要采取“基于结果的方法”,重点关注政府数据在公开时的状态,依靠技术性匿名化手段,难以有效应对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风险。与此相对应,“基于过程的方法”与政府数据生命周期、个人信息保护的程序化和数据安全全流程管理相契合,可以弥补“基于结果的方法”的不足。通过将风险预防原则和程序、技术、经济、教育和法律等手段分散放置在政府数据开放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个人信息保护风险,在个人信息保护与政府数据开放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地方政府融资中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的角色配置与合法性探讨

地方人大针对地方政府融资中的还贷承诺进行审议和批准是否是一种符合现行法律制度的程序步骤,伴随着地方债务风险一同引起公众热议。实际上,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还贷承诺的批准并非是产生地方财政债务风险的主因。应当因势利导加强地方人大的监督作用借以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从合法性角度分析,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还贷承诺批准的产生过程和具体操作履行需要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如能完善地方融资中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的角色配置,对加强和完善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政治激励与行政权力的制衡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也会尽量地减少甚至避免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税收减免承诺的效力瑕疵

清理规范地方政府制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限期全面清理其擅自制定的优惠政策或签订的招商引资合作协议中的优惠条款,上述税收减免承诺有可能被撤销.纳税人将失去其所取得的税收利益,同时,破坏了法的安定性、损害了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国发[2015]25号文设定的按规定期限执行、设立过渡期、继续有效、不溯及既往等分类处置规则,充分体现了基于诚信原则的要求、适当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的理论逻辑.地方政府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优惠政策或签订招商引资合作协议都是有效的,而越权制定的“政策”或签订的协议中的税收减免承诺的法律效力有瑕疵,但是,承诺作出者仍需谨守承诺,如果承诺被撤销,则应承担补偿责任.     

中国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文件

中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作出了两项庄严承诺：一是确保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中国对外承诺；二是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在全国得到统一实施。履行这两项承诺，都要求地方修改、废止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中国对外承诺不一致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     

“云上贵州”进程中的智慧龙里警务建设

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历程"云上贵州"是全国首个省级政府和企业数据统筹存储、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的云服务平台,该平台通过政府数据整合、共享、开放,带动企业、社会数据集聚及开发应用,旨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发展,服务改善民生。该平台也是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贵州省政府在大数据产业上布局已久,在2012年的云计算浪潮中,贵州凭借高海拔、低气温、低能耗成本等优势脱颖而出,成为了与内蒙古并列的数据中心集     

“阳光预算”：民主政治的重要步骤

日前，财政部向各地财政机关发出《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各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等作出了统一的要求：要求各地依法、及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信息，做好财政预算信息的主动公开工作、依申请公开工作和其他相关基础工作；要求规范各级财政机关向同级人大送审的财政预算决算报表以及部门预算报表的格式和内容，同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和决算报表以及预算执行和财政转移支付情况等。《通知》的发布意味着政府酝酿已久、群众盼望已久的“阳光预算”制度将有实质性的突破。     

强制农民“城镇化”是拔苗助长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鼓励农民将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而各地政府的目的则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政府是为帮助地方的房地产业发展,也有地方政府是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按这个意见,我国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在制度上将不再区别,户籍管理的“二元体制”退出历史舞台.     

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限度与时代因应

数据治理限度及时代因应始终是数字政府的恒久议题,而如何消除数据治理在政策、应用以及权属等方面的限度历来是理论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前,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对于数据治理有益探索成果丰硕,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间的耦合发展关系日益凸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日趋复杂,我国数据治理仍面临着数据开放与共享、权责不清以及碎片化等限度,因此,数据治理的重要议题也被提上研究日程。结合我国实际来看,以组建“国家数据局”为标志的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契机和背景之下,数据治理的传统问题也将得到全面回应和系统疏解。研究认为,创新数据开放与共享、优化数据管理机构职能以及推进数据治理的整体性建设等已成为数字政府恒久议题之下数据治理的时代因应,也为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和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现实路向。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在不同时期呈现相异的经验与问题。1949年到19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大起大落,缺乏稳定的法律规范。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基本实现了预设的目标,但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税制不平等并且按税种划分收入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问题,虽然分税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在整体上基本到位,但是各地财政收入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只有在诸多方面实现财税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比如分税制的收入划分应遵循效率、公平和适应等原则;税收征管体制必须尽快立法化和司法化;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获得合理分配;在地方获得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界应更加明晰。     

地方政府以税抵债承诺的法律约束力——基于“汇林置业逃税案”的分析

汇林置业逃税案的涉案事实错综复杂,包括虚假纳税申报、少缴税款和未预缴税款等逃避税款行为,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市地税局稽查局认定其因逃避缴纳税款而应补缴税款及滞纳金近4亿元,其董事长和财务主管也先后被检察机关诉之以逃避缴纳税款罪。市政府常务会议有关以税抵债的决定是否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政承诺,以及汇林置业可否基于对此承诺的信赖而向市地税局提出以税抵债的主张,殊值研究。虽然在相关裁判中市地税局、市政府、区检察院和区法院纷纷指出税收和债务的法律属性不同、不能相互抵销,但对市政府以税抵债承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并未展开讨论。需要论证的是地方政府推翻瑕疵行政承诺的行为是否违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