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话题。民意对刑事司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某些层面上又会对司法起到消极的妨碍作用。因此现阶段,我们既要尊重民意,又不能轻信民意,民意介入司法应该正当有度。本文试通过"平顶山天价案""许霆案""邓玉娇案"作为引子,然后分析民意与司法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如何正当处理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     

论民意的司法解读

民意并非一个法律术语,但当下却因为刘涌、许霆等案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关注,汹涌的民意与现时的司法产生了冲突。那么,司法与民意的界限何在?司法到底应如何解读,如何应对民意?笔者以法社会学为视角,从民意的内涵入手,对民意介入司法的价值、潜在风险进行了解读。最后提出了民意介入司法的路径:司法的积极作为、民意的主动介入、民意的外部保障和合理限制。     

博弈与和谐:穿行于法意与民意之间的司法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马克思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托克维尔2008年上半年,许霆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纵观这则事件的内容本身,涉及到的是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但透过其表象,我们感受更多的则是现代司法所面临的两难困境:面对民意所施加的巨大社会压力,一方面如果法     

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司法、民意和政治——以李昌奎案为中心

李昌奎案代表了一类"简单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该案反映出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缺乏整体性和融贯性的时代。民意、司法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以及社会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虽非中国特有的问题,但暴露出部分中国司法人员和学者对司法公信力、合法性、稳定性的理解是单维、偏颇的,缺乏健全的司法理念。经由对该案的讨论,本文强调,司法应该弥合而不是加大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如果司法要参与社会变革,它必须满足民众对公正的基本心理需求。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兴起,使人们得以在事件流中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多元的法律世界观有可能获得融贯。     

论法官职业道德与大众观念的冲突

法律职业道德,是对于法律职业者,也就是以从事法律为职业的人所要遵循的道德。而作为法律人在现实的法律工作中,特别是从事司法工作的法官,对于聚焦大量的民意关注的案件,其审判过程,裁判结果都会与其法律职业道德素养之间产生微妙的关系。应对大量的,未经筛选的民意,使其得当地发挥作用,是对于审判工作的现实的要求。     

理性对待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作为一项司法政策,是刑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境界.为实现这一目标,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关注民意.民意对刑事司法过程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司法机关应该理性对待民意.具体来说,刑事司法既要独立于民意,又要倾听、引导民意,及时回应民意.为此,应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民意发现机制,同时规范媒体的报道,提升公众整体的法律素质.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的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表现在诸多方面,盛传于百姓之口的古语生动地表现了我国法律文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仅反映出民众对死刑的普遍认同态度,同时也体现出民意对刑事司法中死刑适用的影响以及死刑的安抚功能。     

一种政治化的法律方法——对昂格尔法律方法论的解读

对传统法律方法的批判是批判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批判法学的代表人物昂格尔看来,当代主流的法律方法无法实现通过司法裁判推进社会变革的目标,进而他提出了一种批判性的法律方法。据此,法律方法不仅应当体现为情境导向的类比推理,而且还要包含超出司法裁判之外的当作制度想象工具的"法律方法"。但由于这种根据政治的现实需要所展开的法律方法乃是一种政治化的法律方法,在其力图从政治世界寻找法律决定的正当性依据之时,却可能有被政治实力左右的危险。     

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兼论现代性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目前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冲突。泸州"二奶"遗赠案反映了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冲突;"刘涌案"反映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死刑存废之争"反映了法律理想图景与现实正义观念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法律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预设,把人视为独立自由的平等个体,把错综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剪裁成单一片面的法律关系,要求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权力,甚至主张以"人道"规范一切;但是,社会中的人却不是独立自由的,而是受到多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国家职能和社会规范都是多元的;民意具有现实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现代性法律与中国民意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体制的冲撞。现代性法律只能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满足中国的部分需求。     

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

现代民意可以区分为大众民意和法律民意两大类,涉案民意是大众民意之一种。审判当考量民意这一主张中的民意是所谓涉案民意。作为大众民意一种之涉案民意所具有的多元性、易变性、非理性、易受操纵性、案后性等特点决定了涉案民意不应当成为审判的依据。在现代,民意审判违反法治原则,具有违法性。学界主张的民意审判的理由都经不起法理上的推敲。能否依民意审判其实是个审判元规则问题。审判元规则是终极意义上的选择审判规则的元规则。人类司法史上的审判元规则经历了民意审判、法律优先、法律唯一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理论与审判实务上都已经确立了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精神,进一步落实这一现代审判元规则。     

法律修辞学的源流与旨趣

修辞学的当代复兴使法律修辞学从说服的技艺发展为实现裁判合理性的方法论,法律修辞学以关系本体论的法概念论作为理论前提,以论题学为思维方式,在知识属性上体现了分析学与诠释学在法律论证理论上的融合。法律修辞学是作为规范性的法律方法论,适应司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并使司法中的价值判断活动规范化,但法律修辞学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必须警惕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负面作用。     

刑事个案中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的博弈与衡平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网络民意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为青睐司法这一话题，无论是“药家鑫交通肇事捅人案”，还是“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都无不体现着网络民意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关注。究其特点，可发现均是民意在网络上率先爆发，随后在社会上形成滔天民意，似乎极力将司法理性逼入狭窄的胡同。如何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将别事个案中处于紧张关系的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予以衡平，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对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的博弈与衡平进行分析，以缓解两者间之矛盾冲突。     

法律解释：克制抑或能动

近来,实务界一直在高调倡导能动司法或司法能动,从而勾起了理论界对司法能动主义探讨的热情。像往常一样,实务界提出的问题,基本是在感觉的基础上理解能动意义的,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从哲学的意义上看,司法能动是法律解释的本质,然而法治要求法律人应该是理性、克制地能动司法,否则能动就变成了毁坏法治的口号。在司法过程中即使少不了能动也不能忘记根据法律进行思维,不顾法律意义的安全性而任意能动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     

司法中的民意

民意与法律的结合是司法实质正义的要求,也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具体表现。民意具有两面性,法官应该区别对待民意,对合理的民意积极采纳,对不合理的予以剔除并加以引导,努力做到在遵守法律的同时兼顾民意,以实现其良性互动。     

法律过程要排除仇富情绪的干扰

仇富现象的存在是一个社会事实。仇富是一种落后的、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心态。法律是理性的,不仅必须杜绝部分公民盲目仇富情绪的干扰,而且应该成为消除仇富现象的主要手段。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每个人,不论先富还是后富,钱多还是钱少,其权利都应该能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在这些方面,立法、司法、行政执法过程都需要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排除部分公民落后的仇富情绪的干扰,决不可把这种落后心态误认为是主流民意。     

刑法法律地位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兼论“北大医院教授死亡”案

司法实务对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提出了反思要求。刑法的适用,尤其是对行政犯的定罪量刑,必须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刑法成立部门法的理论基础。调整方式的特殊性是刑法成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刑法调整对象的非独立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刑法的广泛性、最后性和谦抑性,法律的指引作用以及法律的安全价值追究要求刑法必须与其他部门法保持一致。尽管如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刑法的独立基础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影响着刑法制定,同时也对刑法的具体适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司法三段论推理评价——以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关系为视角

三段论分为三个部分,即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司法三段论的应用是法官推理过程的体现,但是司法三段论并不等同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在法学领域中的简单应用,而是融入法律实质内容,推导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裁判结论的方法论工具。文章是便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关系的视角来探讨三段论推理评价。虽然当今的法学家对其提出了诸多批判,法律方法论亦由此从总体上实现了向法律论证理论的转换。但是,三段论推理本身的合理价值依然应当予以承认。在法律论证中,形式方法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法律论证的逻辑有效性对于实际的论证活动依然是个比较重要的评价标准,足见三段论推理在法律论证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以《刑案汇览》为中心

以《刑案汇览》中运用成案裁决案例的基本史料为基础 ,并借鉴现代判例制度的理论 ,从法律推理的角度探讨成案的具体论证方式及其中所体现的法律思维过程 ,可以较为清楚的认识清代成案制度的性质、特色以及当时法律结构的模式。清代成案具有较明显的司法效力 ,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 ;清代对成案的运用已形成一套富有特色、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 ,但与现代判例制度相比 ,在区别技术方面具有明显的缺陷。这是当时的权力分配体制和法律思维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     

正确处理五种关系 严防冤假错案发生

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浙江张氏叔侄案,不时曝光的冤假错案,一再拷问着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为何屡屡失守公正司法的底线。刑事司法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更关乎公民的权利、自由乃至生命。一起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会对当事人及其亲属造成巨大的甚至无法弥补的伤害,也会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和对法律的信仰,影响国家长治久     

刑法法律地位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兼论“北大医院教授死亡”案

司法实务对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提出了反思要求。刑法的适用，尤其是对行政犯的定罪量刑，必须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刑法成立部门法的理论基础。调整方式的特殊性是刑法成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刑法调整对象的非独立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刑法的广泛性、最后性和谦抑性，法律的指引作用以及法律的安全价值追究要求刑法必须与其他部门法保持一致。尽管如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刑法的独立基础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影响着刑法制定，同时也对刑法的具体适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