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司法文化与法律的实践品性

法学关于＂什么是法律＂以及所谓＂真正的法律＂的困惑,主要不是来自于法律的存在和表现形式,而是来自法律的适用。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通过法律的适用,具体而现实地使＂法律＂具有了规范有效、事实有效和伦理有效三种不同的面向。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存在不同面向这一客观事实,深刻地揭示出法官对于法律的解释及适用对于人们认识所谓＂正确＂的法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法律推理与法律适用

△法制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就是一个从已查证属实的事实和已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定出发推论出判决或裁定的过程.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组成部分,没有法律推理,就没有法律适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通常采用的是形式推理,而这恰恰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已不再适合,必须代之以高层次的实质推理.     

法律判断形成的事实认知

法律判断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形成的,以往关于规范层面的著述可谓较多,而对事实认知的探讨却少之又少。本文在强调事实认知在法律判断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并对几种事实进行了界分与评析。法律事实的形成需要规范指导,但规范指导下的事实认知,又容易使事实变形;从个案事实中可以抽取法律规范所需要的要素,但只能使事实变得抽象,而不能让事实偏离真实;规范可以赋予事实以意义,但不应为迎合规范的适用,而使事实偏离本来面目。     

从古代案例看中国古代法官疑案处理的特征

疑难案件自司法活动产生之时就开始存在。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法官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环境之中,但却同样面对着疑难案件处理时的困境。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难题使法官们头痛不已。但也正是疑难案件成就了法官职业的崇高与辉煌。中国古代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受到各种法外因素影响,需要依靠法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实现正义。     

疑难案件中法律判决的证成——基于黄中权案的分析

在法治进程中,疑难案件越来越牵动着民众的正义感与法的认同感。要消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紧张对立,判断一个法律判决的正当性,就要求法官心中始终秉持正义,依靠严密的法律思维与科学的法律方法在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间多次来回穿梭,正确认证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律适用是一个法律证成的过程。法律证成包括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如果内部证成逻辑缜密,外部证成严格遵守法律规则,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和谐,法官依此作出判决,那就是一个正当的法律判决。     

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

法律判断是应用法律的结果。法律应用包括法律适用和法律发现 ,且主要是法律发现。在法律适用中 ,事实与规范相适应 ,判断可直接通过推论得出 ,这可称为推论模式 ;而在法律发现中 ,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 ,在通过推论得出判断之前 ,先要对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 ,使事实一般化 ,将个案向规范提升 ,将规范具体化 ,使规范向个案下延 ,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 ,螺旋式向上发展 ,这就是等置模式。相应地 ,法律判断形成模式包括推论模式和等置模式两种。     

法律确定性指引下的法律适用方法 德国归入法简介

近年来,国家法官学院在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合作期间,专门围绕德国法律职业者运用的法律适用方法中的"归入法"(subsumtion technique)举办了一系列培训班。受培训法官普遍认为这种归入法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找法、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归入法并不是新的法律适用方法,但其中的某些适用细节却是外国同行的长期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行政诉讼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对105件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的研究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中的法律发现,主要集中在法律规范效力冲突与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两个方面。最高法院的规律性做法包括对行政机关的尊重、对一般性法理的依赖,以及支持下级法院避免地方干预。这体现了最高法院处理疑难案件时的一种安全裁判观。     

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

民法学通常将法律事实作为引致法律关系得丧变更的具体事实。但该定位隐含着表达与所指的错位，并缺失立法视角的审视，其法律意义还容易被常识所覆盖。要修正这些不当，宜从立法视角出发，以规范为定位点，法律事实因此可一般化为与法律效果对应的构成要件，即在特定功能引导下经由专业逻辑安排而形成的格式化社会现实的规范工具，同时又能具体化为构成要件中的构造要素。它们的关系错综而有序，反映了民法的体系性。以规范面目出现的法律事实是法律理念与现实的对应与调适，在适用中还要与个案的具体事实再次对应与调适。法律事实由此充满互动的张力，同时也使民法学有了多元的知识资源。但无论如何，法律事实并非具体事实。     

法律适用机制探析

法律适用是指特定的法律人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运动到具体的法律事实中,从而得出合理的法律决定。由于法律规范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因此法律适用往往离不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在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到具体案件中解决具体法律问题时,往往还需要进一步分析阐释,对于有争议和有歧义的往往还需要有关机关加以说明和明确;而由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得出法律决定,推理更是必备环节。     

民事案件审理中情与法冲突的利益衡量

情与法冲突案件具有普遍性,由于司法方法的缺失,审理此类案件存在较大困难。利益衡量是解决民事案件中情法冲突最为重要且有效的司法方法。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利益衡量的操作规则为实质判断加法律依据。实质判断的抽象标准是情理,现实标准则是利益的位阶;寻找法律依据的路径是法条的灵活适用、法律的解释、法律原则的运用等。     

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兼论公法与私法“接轨”的立法途径与规范配置技术

立法者应妥当处理宪法与民法、行政法与民法、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以及民法典内部各种规范之间的关系,通过部门法的合理分工与互动来实现公、私法的“接轨”。宪法中的规范和纯粹行政法的规范是前置型强制性规范,不宜安排到民法典内部;为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目标的强制性规范是外设型强制性规范,应安排于民事特别法和行政法规中;为自治的私法行为设定最低法律要求以及铺设通往公法管道的强制性规范为内设型强制性规范,应安排在民法典内部。     

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

将案例指导制度定位为法律适用机制，就是意图在现行的司法体制框架里，通过指导性案例具体化、细化法律原则，使其可以像法律规范（规则）那样可以发挥裁判准则、行为规则以及（裁判结论的）评价准则的功能，以恰当、公正地处理纠纷。但这一定位没有看到以成文的制定法为核心，根据依法裁判原理构建起来的现行司法制度、诉讼程序制度的特点，没有看到指导性案例法律效力的特点，以及依法律规则裁判与依指导性案例（法律原则）裁判所要求的不同的裁判方式和运行条件，从而极有可能忽视相应的司法程序制度建设。     

未完全定型背景下的协商性法律监督——作为协商内容的制度改良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内容在当前世情、国情、社情下必须有新的内容。目前检察机关面临的外部环境要求检察机关以更积极的态度、方式来应对社会矛盾,依托执法办案参与政治活动。检察机关主要工作是刑事案件办理,但从延伸检察检察职能的角度看,更应关注犯罪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并针对制度原因提出相应的政治建言。单个刑案所反映的制度原因可能是碎片式的,但将这些碎片式的制度原因结合到一起,就可能发现罪犯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因此,协商性法律监督就是要通过个案反映出的制度累积性矛盾,以对话、沟通、建议等协商性形式提出针对性的法律监督意见。在实务方面,检察机关参与制度改良既有现成的政治环境,也有相应的工作方式。今后的检察执法更应当注重点对面式的监督。     

反对解释的场景及主体

反对解释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对明确的法律规范,尤其是强制性法律规范,法官等法律人应该直接认定其意义并加以贯彻,而不能解释,尤其不能过度解释。反对解释的场景是个审判等活动“语境”的问题,但由于场景都是片断,因而难以从理论上系统叙述,所以,我们只是把场景作为思考的起点和归宿,在法治理念下叙说反对解释的一般要求。我们相信,法制要求人们对法律规范的固有意义保持克制,要求尊重法律的权威。能动主义是一种克服司法机械的思路。司法能动主义者几乎把严格等同于机械。但法制恰恰是因为有了适度严格才显示其魅力,如果到处能见到灵活那就不可能有法制。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法学都围绕着维护或破除法律的严格(或机械)而展开。但从法制基本教义看,司法克制主义是主流,而能动主义只能在克服法律过于死板,或协调法律与社会正义的严重冲突时才显现其功用。反对解释的主体是所有的适法人员,对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要求。     

Hidden Law‐Making in the Province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

Judges articulate their role in controversial cases of medical ethics in terms of deference to Parliament, lest their personal morality be improperly brought to bear. This hides a wide range of law‐making activities, as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is diffused by ‘intermediate law‐makers’, and judicial activity is more subtle than the deference account implies. The nature of litigation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contributions of other legal personnel and also the nature of the parties' interests in test‐cases. While judges demonstrate an awareness of some of these issues and anxiety about the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of their work, a more nuanced account is needed of their proper role. This may be built on Austin's theory of tacit legislation. It may draw from human rights law. However, considerable work is required before the complexities of hidden law‐making can be proper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ovince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     

客观真实、法律真实辨析——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视野下

无论是追求客观真实,还是追求法律真实,其最终归宿都是为了及时有力地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国家、集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正确把握好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利益衡量的界碑

利益衡量作为当前法院判决疑难案件的常用方法存在滥用的可能性。利益衡量的滥用可分为“因缺少对利益结构的整体衡量而导致的滥用”和“因超越利益衡量的边界而导致的滥用”,这两者性质不同,解决的途径也不同。为避免利益衡量“因超越利益衡量的边界而导致的滥用”,解决问题的基本理念是选择妥当的法律制度并在该制度内进行利益衡量,并且其结果应当与整个法律制度相协调,具体界碑包括:“法外空间”不应进行利益衡量;应在妥当的法律制度中进行利益衡量;应在同一法律关系中进行利益衡量;妥当的文义存在于法律制度中;选择妥当的法律规范作为衡量的依据;法律救济不能的案件不进行利益衡量。     

试论商标侵权中的反向混淆

反向混淆是近年来我国商标侵权案件中遭到的新问题,而我国现行的商标法中没有就“反向混淆”问题做出具体的规定。从商标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角度来看,我国应加强对反向混淆案件的关注与研究,并针对反向混淆的具体特点进行适当立法,构建规制反向混淆的法律制度,为反向混淆问题的处理提供明确而充足的法律依据。     

船舶融资租赁纠纷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近期航运领域船舶融资租赁迅猛发展,在相关法律框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背景下,司法实践如何应对法律适用问题是一项重要课题。基于实证研究方法,就船舶融资租赁若干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对融资租赁司法解释草案也进行了适当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