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联邦制的发展演变对我国的启示

1789年,美国宪法确立了联邦制。美国联邦制先由"二元联邦制"发展到"合作联邦制",最后演变为"新联邦主义"。在与州的权力角逐过程中,联邦权力呈现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出现集权化的趋势。美国联邦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为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应把握中国的现实情况,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循序渐进地推进地方分权,设立特定的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机构,从而建立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新释

比例原则已被全球法治实践反复证明属于人权保障的利剑,必将成为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基本标准。为了更好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并消除对比例原则适用范围与功能的误解,有必要探寻比例原则在中国的宪法依据。通过解释我国《宪法》中“权利义务一致性”“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法治国”“征收征用”等条款的尝试,均不能很好或完全地推导出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本质在于调整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其功能在于合理确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比例原则内置于权利和权力之中。通过解释我国《宪法》第51条的“权利的限度”条款和第33条第3款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可以得出比例原则在中国具有宪法依据,属于宪法基本原则。     

《基本法》：中国法与普通法的结晶（下）

剩余权力的争议 如果《基本法》被看成是香港的宪法，香港就会在实际上成为联邦的一个州。相应地，不管什么权力和权利在《基本法》中没有被规定（剩余权力）仍然属于香港而不属于中国。因为“剩余权力”这个词的含义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

梁慧星先生的《不宜》一文认定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立法抵触和违背人大制度的论点没有根据。《不宜》立论的逻辑前提不能成立,对西方国家依据宪法立法的原因的理解有误,对中国制宪过程的阐释有违史实、不合宪理。人大制度不是依任何法律产生的论断违背历史真实。全国人大行使的立法权源于宪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宪但不可违宪。《不宜》理论上陷入了严重自相矛盾的状态。主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不受宪法限制”反映的是国家主义、绝对权力的落伍观念。如果此说付诸实践,不仅将毁灭宪法、毁坏法制的基础,也将剥夺市民社会存在的空间,造成否定私法自治和严重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后果。目前情况下在基本的法律中规定“根据宪法”的内容是必要而正确的举措。     

里程碑：“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

去年,中共中央向社会公布《修改宪法建议》(征求意见稿)之后,引起法律界内外的极大关注。经过全民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将《建议》(草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常委们一致决定将常委会通过的以《建议》为基础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3月14日,《宪法修正案》(草案)经过代表的认真审议,获得高票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的第四个修正案。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中的律师,出于法律人的职业本性,将参政议政的热忱化为积极参与修宪的实际行动,无论大会、小会,他们都认真发言,不仅对这次修宪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法理上阐明修宪的必要性,还对如何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本刊选择部分发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坚定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拳拳之心。(文中标题均为编者所加)——编者     

以共和反对民主：《联邦论》解读

本文根据《联邦论》，解读美国宪法中代议制、联邦制、权利分立、司法审查、权利法案等制度的设计思想，指出这些制度都旨在以精巧的设计防范代议制蜕变为直接民主制，进而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随之而来的暴政。     

执政为民，“三个代表”入宪具有重要意义

去年,中共中央向社会公布《修改宪法建议》(征求意见稿)之后,引起法律界内外的极大关注。经过全民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将《建议》(草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常委们一致决定将常委会通过的以《建议》为基础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3月14日,《宪法修正案》(草案)经过代表的认真审议,获得高票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的第四个修正案。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中的律师,出于法律人的职业本性,将参政议政的热忱化为积极参与修宪的实际行动,无论大会、小会,他们都认真发言,不仅对这次修宪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法理上阐明修宪的必要性,还对如何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本刊选择部分发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坚定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拳拳之心。(文中标题均为编者所加)——编者     

论美国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司法检验标准

论美国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司法检验标准曾尔恕美国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指第１４条宪法修正案中“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拒绝给予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平等保护的法律”的规定。第１４条修正案是为了保护南北战争中赋予黑人的自由权利而制定的，其“平等保护...     

评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指1791年颁布的“权利法案”(即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中的第5条“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以及1868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由国会通过的第14条宪法修正案“无论何时,……亦不得于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前使任何人丧失其生命、自由或财产……”。纵观美国法律史,美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入宪的过程及其意义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此次修宪意义重大 ,对未来中国宪政理念和法律体系将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以此为契机 ,2 0 0 4年 3月 2 8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和宪政理论研究所共同主办了“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理论研讨会。武汉地区的 40多位法学和经济学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 ,在“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的主题之下 ,回顾了我国的宪政发展史 ,评价了此次《宪法》修改的具体内容和历史意义 ,并对未来的宪政发展作了前瞻性的思考。现以笔谈的形式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予以发表。 (本专题中的《宪法》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简称 )     

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

基本权利“限制统治”的功能,不只是要求公权力机关行使职权不得侵害基本权利,还要求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配置本身不会导致危害基本权利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基本权利是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监察制度改革中留置权的创设和配置,也应接受基本权利规范的审查。留置措施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强度与逮捕类似,在我国《宪法》第37条对组织法立法权限的限制下存在合宪性困难。基本权利教义学虽然接受政党内部规则对党员权利的克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放弃”,但关于留置措施讨论中的“家法说”和“权利放弃论”都较难证立。廉政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的配置,应该在宪法框架下积极稳妥推进。     

美国庭审直播录播的历史发展与改革实验

在美国,媒体有一项"获知刑事审判信息"的权利,该权利由宪法第1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权)确立并通过第14修正案(正当程序权利)运用于联邦。但是这一权利并不意味着法官无权对那些法庭内或者法庭周围的媒体代表的行为进行限制。在美国历史上,法官也担心媒体作用影响公正审判而使公众对审判失去信心。早在1935年理查德(Richard Bruno Hauptmann)一案中,由于前所未有的媒体作用,公众开始     

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１１条修正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     

浅析“许诺销售”

2000年8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对《专利法》的第二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对专利法进行了多处较大的修改,及时适应了中国加入WTO以后专利制度与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接轨的需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专利法》第11条集中规定了专利权人的权利范围,是该法的核心条款之一。1992     

美国高技术的发展将对公民自由权构成威胁

<正> 《世界经济科技》1990年第34期刊登吉恩·斯蒂芬斯的文章《高技术罪行战》,摘要如下: 21世纪将出现许多新技术和新程序,它们将使刑事司法制度变得更加有效。但从宪法权利的角度来看,这些“高技术”也将威胁到人们的许多权利和自由。现代技术和美国宪法正在发生冲突。 1.隐私权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政府机构在搜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能动司法——关于禁酒执法的两个著名判决

美国宪法禁酒修正案在执行过程中,引发了许多社会争议,其中卡罗尔诉美国案中"无证搜查汽车"和奥姆斯特德诉美国案中"采用‘监听’手段获取执法证据"的合宪性争论,最终不得不由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经由联邦大法官们激烈的辩论后,两案都以5比4的较大分歧支持了政府执法行为合宪,但少数派所发表的反对意见却也引人深思。以塔夫脱为代表的多数派法官,通过对美国宪法第四和第五修正案的解释,维护了公共利益和美国法律的权威性,而以麦克雷诺兹和布兰代斯为代表的少数派法官,则从立宪精神的高度阐发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和对政府行使权力超越界限的担心。     

论我国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的发展——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19条之比较

学界一般认为权利并不绝对,权利的行使往往存在具体的限制。现代法治对权利限制的要求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须有个合理的度,即对权利的限制必须合法、合理。本文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51条的比较分析为视角,就基本权利限制问题展开论述。与我国《宪法》第51条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相比,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内容更加详尽、全面,值得借鉴。我国《宪法》第51条在立法上存在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误区,为此,需要加强基本权利合理限制理论的建构,以丰富、发展《宪法》第51条,完善我国关于权利限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驳“无形修改”宪法论

《法学评论》1986年第4期刊载卫夏的文章《宪法的“无形修改”浅析》,读来令人惊诧,大有商驳的必要。卫文认为,宪法修改有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之分,部分修改又有“直接修改宪法部分条文”与“在保留原文的情况下,以修正案修改某些宪法条文”之分,这些都是宪法的“有形修改”;而“所谓无形修改,是指不变动宪法典条文,而更换其中某一条文或条文中某些词语句的内容,使宪法的某些规定具有新的含义。”     

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征税权

一、美国国会征税权的含义美国国会的征税权在美国宪法中属于“可以列举的权力”,有如下几条专款规定:第1条第7款第1项规定:“一切征税的法案应在众议院中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法案方式,以修正案提出建议或表示同意”。     

不得立法——读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有感

《权利法案》所保障的是一个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的权利,即公民的权利。美国宪法以及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的出台反应了追求宁静、幸福、进步和发展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共同心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政府滥用权力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