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卧底警探程序法上之地位

在刑事程序法上 ,卧底警探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卧底警探与诱饵侦查员、普通卧底、“线民”等概念有着一定的界限 ,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是侦查程序法治化的要求。卧底警探在卧底侦查中所获得的各种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 ,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司法审查。如果卧底警探作证 ,应当使其到庭接受质证询问 ;在其不到庭 (仅以警讯笔录作证 )的情形下 ,应当明确传闻证据例外的范围与条件。     

关于诱惑侦查法律问题之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犯罪日趋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及多变的特点,公安、检察机关也开始效仿西方国家,采取“设置全套”、“卧底”等诱惑侦查手段,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案件的突破,这种趋势呈扩大化,使立法、司法者不得不予以理性思考,那么,诱惑侦查是怎样的侦查手段呢?本文试图从诱惑侦查的性质、诱惑侦查适用范围及效力,及在我国如何规制诱惑侦查这三方面作一个探讨,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卧底侦查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卧底侦查概念辨析卧底侦查是不同于普通侦查模式的一种侦查方式。一般的侦查是侦查主体自己去寻找并分析犯罪证据、收集犯罪线索从而破获案件。而卧底侦查则与诱捕有关,常常要利用秘密提供情报的其他人。因此,卧底侦查与侦查诱饵、线人等秘密侦查手段相似,但又不同于侦查诱饵和线人。侦查诱饵又称为“诱惑侦查”、“警察圈套”、“侦查陷阱”,它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业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根据被诱惑者在被诱     

论卧底侦查

卧底侦查是强制侦查中的一种,与诱惑侦查同属于化装侦查。卧底侦查是对付重大的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手段,也是最后的侦查手段。由于卧底侦查副作用明显,我国又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而实践中的适用又因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而无法回避,对卧底侦查法理根据的探讨,关于卧底侦查具体法律规定的讨论,就为未来的立法和当前的侦查实践所需要。     

规制虚假诉讼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衔接

正虚假诉讼的规制措施主要包括民事诉讼中的规制以及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笔者在本文主要探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衔接的三个问题,其一是民事裁判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既判力问题,提出人民法院对虚假诉讼行为作出认定后,应当直接将该案移送至侦查机关以直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受害人对虚假诉讼行为报案;受害人申请启动刑事程序的,不以相应民商事法院出虚假诉讼的认定为前提;其二是民事裁判对刑事裁判的既判力问题,     

卧底侦查司法实践的比较法分析——兼论卧底侦查行为的正当化根据

卧底侦查的概念,大陆法系一般采用狭义说,英美法系则采用广义说.广义的卧底侦查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侦查机关派遣经过特殊训练的侦查人员进行卧底侦查;第二种是侦查机关派遣普通的非侦查人员进行卧底侦查.美国法有关卧底侦查积累了丰富的判例,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判例和判解对卧底侦查的应用与犯罪嫌疑人宪法权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合理应用卧底侦查及其道德限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保障卧底侦查的顺利进行,或为保护卧底人员自身或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可以允许卧底人员实施一定的侵害法益的行为.至于这种容许侵害法益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何在,则可以通过作为义务理论、义务冲突理论、执行命令的行为以及受到人身绝对强制的事由作为其正当化的根据.     

对有组织犯罪的卧底侦查

卧底侦查的限制条件□必要性条件卧底侦查是对付严密的有组织犯罪的最有效的诱惑侦查手段,但这种手段的运用复杂性和难度也特别大。因此,在确认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存在有组织犯罪的情况下,其必要性条件除了必须“穷尽其他有效侦查手段,即在当时情形     

卧底侦查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

卧底侦查是指有公务员身份的警察.为了瓦解组织犯罪而化名潜伏到犯罪集团里的侦查活动。与卧底侦查相关的概念有诱惑侦查、卧底人、线人等。诱惑侦查俗称"钓鱼",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卧底人(又称普通卧底者)是指没有公务员警察身份的人,以自己的真实身份     

设个圈套为破案

卧底假扮、引蛇出洞,在侦查学上称之为诱惑侦查,但是,过度使用这一手段会让“警察圈套”变成“犯罪圈套”     

卧底侦查人员的犯罪问题

卧底侦查是打击毒品犯罪,涉黑性质犯罪和其他组织严密以及无被害人犯罪的有力工具。卧底侦查人员的犯罪问题是卧底侦查中会出现的特有犯罪现象。对这种犯罪现象应该如何看待,本文试从犯罪构成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角度来说明。     

存疑不起诉的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

存疑不起诉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形式之一,是“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疑不起诉制度却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在对存疑不起诉的理论基础、价值判断、法律属性和刑事赔偿责任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存疑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建议。     

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     

单位犯罪之恒定与代罚制之检讨

97《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是对于单位犯罪的理论争议并未消解于立法的＂一锤定音＂。单位犯罪的立法化使社会存在转化为法律存在,其乃社会发展之必然结果。单位犯罪之肯定首先在于民法上肯定单位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以及法律对这种实在的拟制。但是,单位犯罪单罚制中代罚制所带来的不当后果,乃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对此,应当进行深入检讨。     

反思与完善:医疗纠纷中的多元法律治理

近些年在医疗卫生领域,医疗纠纷事件多有发生,呈现出明显的违法犯罪化之时代变迁。医疗纠纷多元法律治理有其价值,但从当前实践看,关键问题是"治乱"与"治软",亟需用法治统一理念和方式来强化、协调医疗纠纷的治理机制。根据我国医疗纠纷治理的现实情况,其"手段与功能"的治理模式色彩深厚,其治理效果显著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当树立法律权威,发挥法律刚性约束力;协调法律机制,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并推进标本兼治,提升医疗纠纷法律治理的效果。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

我国的刑事立案程序立法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其程序的独立性值得质疑。现行立法的不合理导致侦查机关在立案之前适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不准确性 ,也促成了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的现象。建议取消立案程序 ,代之以相对简化的案件登记制度 ,将立案程序纳入大侦查的阶段之中 ,这样既可以解决初查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 ,也使法律规范更便于操作     

程序性证明——一个证据法学不可缺失的概念

诉讼证明过程要符合程序正义,蕴涵程序正义理念的司法审查原则与程序性辩护的理论建构及其制度化最终要以程序性问题的证明为依托,现有的证明理论无力回应,证据法学理论也因此面临着困境。程序性证明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一方或双方依法针对各自的程序性请求或程序性争议,在中立的裁判者面前展开的论证或说服活动。程序性证明的主体由控、辩、裁三方构成,各方主体中最为重要的分别是指控方中负责案件侦查的侦查人员、辩护方中的犯罪嫌疑人与裁判方中的侦查法官;程序性证明的对象是程序性请求的理由和程序性争议;程序性证明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程序性证明的展开具有灵活性。程序性证明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提升证据法学应有的理论品格,还有助于捍卫和发展"法律真实说"。     

跨境证券犯罪刑事管辖及法律适用探讨

境内与境外的证券市场适用不同的法律监管体制,跨境证券犯罪的跨境特征可能使境内境外对相关证券犯罪均具有刑事管辖权,从而引发刑事管辖冲突。对于跨境证券交易的监管和法律适用,无论是在法律规定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层面,均应遵循“主场原则”。应明确监管职能上的分工以避免适用不同法律法规的混乱情况,应体现最大的监管效能并减少区际法律冲突。跨境证券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归属应充分尊重行政监管原则和考虑前置性法律的适用,并与行政管辖权归属保持一致。跨境证券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归属应考虑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的主要发生地。以内幕交易为代表的跨境证券犯罪的主要行为是“交易”,根据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解决规则,应由交易行为的发生地管辖,按照交易地的刑法对相关行为进行刑事评价。     

法律现实主义与转型社会刑事司法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司法面临着新的挑战。西方的法律现实主义能为我国转型期刑事司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和改革思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在批评形式主义与三段论式审判的基础上,把法律看作具有多重目标的社会引擎,关注司法行为、纠纷解决与社会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形式主义,而是应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并在其中融入客观主义;应在刑事司法裁判中适用利益权衡,重视经验归纳而不拘泥于简单的演绎推理;应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核心,构建合理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