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一种独特理性，它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更新的价值智慧、价值良知，对人的生活实践具有支撑、规约、范导功能。面对工具理性张扬并挤压价值理性、价值理性边缘化的现实，我们必须在继续重视工具理性的同时，大力弘扬价值理性，并以价值理性激发、规范、引导工具理性。我们必须加强价值理性建设，健全价值理性，从而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     

论行政法的工具理性

本文拟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在对行政法的工具理性多方面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工具理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得出现代公共行政倡导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价值模式论析

<正> 刑事司法作为一项社会控制工程,其制度设定须达到两项基本标准,一是技术(手段)合理性,一是价值(目的)合理性。这两点即哲学上的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笔者曾提出“两重结构”理论(见《现代法学》1990年第3期),侧重于“工具理性”的结构、功能分析,本文则着重就刑事司法涉及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以及价值模式及其调整原则问题进行探讨,拟循“价值合理性”,开辟刑事诉讼研究的另一条新路。     

浅析政治理陛与政治智慧

政治理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结合体.毕竟,政治理性作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是发展民主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评价现代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真知灼见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富有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永恒价值理念.     

浅析政治理性与政治智慧

政治理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结合体。毕竟,政治理性作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是发展民主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评价现代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真知灼见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富有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永恒价值理念。     

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对《刑法修正案（七）》的刑事政策分析

刑事政策分析是根据政策目的与刑法修正之间的关系,选择最优刑法修正模式的过程。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分析框架,《刑法修正案（七）》就是政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交错的产物,它在规则上体现了政策的内容,在价值上融合了政策的理念,在实践中树立了政策的形象。而要在刑法修正中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则应处理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并轨运作、犯罪要素与刑罚要素的合理配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同步提升三个基本向度问题。     

启蒙:理性主义的神话——霍克海默启蒙理性的批判

启蒙运动一方面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用科学的理论取代了宗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它所提倡的理性使人们在坚信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桎梏中。霍克海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继承卢卡奇的异化理论对工具理性提出了批判,同时对启蒙与理性的关系以及启蒙同神话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而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继承了该理论、因此对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价值。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如何实现公共理性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来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权力规范学术的思想史实践——从“焚书令”看意识形态对知识形态的区分与控制

“焚书令”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精密的专制主义知识分类体系。在它所包括的政治法律、历史典籍、人文价值和实用技术这四种知识中,前三种皆属于意识形态知识范畴,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价值知识。这说明,“焚书令”所依托的是一个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同样发达的意识形态秩序。正因为价值理性发达,所以它能对区分各种价值知识制定出明确的判断标准;正因为工具理性发达,所以它能对控制各种价值知识制定出严格的操作规则。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