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方法论

司法行政方法论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展开,并且同一标准下,各层面对该领域的考察是穷尽的、无遗漏的,且事实上同人类理智构造的三重理性相契合,这三重理性分别是逻辑理性指导下的逻辑推导、实践理性指导下的实践推导和价值理性指导下的价值推导。     

论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论体系

方法在人类社会和司法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方法论能够促使刑事司法改革日益科学化。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存在实践探索和顶层设计的结合问题、重点难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协调问题、参与改革和方案完善问题以及政策立法和依法改革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转向需要。而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能够克服这些“贫困化”问题，最终在刑事司法改革中通过方法论体系的基本要求、基本目标、基本手段、基本机制和基本保障措施来达成。     

泛滥的六合彩与迷失的法适用——“涉彩”刑事案件定性的困境与突围

近年来,地下六合彩以巨大的欺骗性和诱惑性在中国内地大肆扩张、屡禁不止,吞噬着参与者的财富,令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阵痛.刑法是打击六合彩犯罪、遏制其蔓延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司法实践中多以赌博罪或非法经营罪对"涉彩"刑事案件进行定性,但在理论上一直争议颇多、实务中操作不便,既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又制约了刑法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当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从形式理性、分析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逻辑结构出发,深入探讨六合彩的内部行为结构、主观目的、法益侵害等各方面,将六合彩庄家定性为诈骗罪,并根据分工对涉案行为进行多维度的定性,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困境寻求新的突围径路.     

司法的制度理性与实践运作

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是由司法的内在矛盾与理论逻辑的困境所决定的，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完备性与理性不可及的矛盾。针对当下司法制度理性存在的偏失，应改革对制度改革惯常的思考方式，加强对司法制度理性的探究，寻求制度理性的创造性适应和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形成对司法制度的共识，使司法制度设计趋于均衡化、中性化，保证制度规则的公正性，保持必要的理论张力，并达到价值与技术维度的平衡，从而使司法制度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获得良性运行。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命案”侦查工作机制研究

新刑诉法实施环境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命案"侦查是更加顺应刑事诉讼改革趋势、契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的,能够推进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统一化、规范化、长效化的理性选择和可行路径。本文拟在探讨分析各地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机制的具体模式构想,以期为合理定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机制,推进基层司法实务工作尽快适应刑事诉讼改革进程有所增益。一、概述根据新刑诉法的立法精神和各地检察机关提前介在     

加强和改善审判监督管理

司法责任制改革必须坚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价值取向,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推进中司法逻辑与行政逻辑的矛盾,加强和改进审判监督管理的原则和措施。     

一部司法改革方法论研究的力作——读杨润时主编《司法改革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

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司法改革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相关理论探索为司法改革实践提供了比较深入的理论论证。但总的来看,时下对司法改革的研究总体上还是以司法权的价值、功能、结构、制度等实然分析和应然构建为主,司法改革方法论则是相对薄弱的领域,真正关注司法改革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实为凤毛麟角。杨润时先生主编的《司法改革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理论与实践》),于2011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

从程序法、证据学以及司法改革的角度切入错案防止问题是必要的,但实体法也应该为减少错案贡献自身力量。合理的刑事实体法理论,必须考虑方法论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司法规律、司法逻辑,必须有助于解决某些司法难题,以最终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以刑法为切入点,要防止错案,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指导下,形成客观优先、分层次判断、实质判断的刑法方法论及相应的司法逻辑。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刑事司法逻辑三者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统一性。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进行改造,确立客观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先性,将传统上的主观判断尽可能还原为客观判断,并建构判断主观要素的"客观标准",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蕴含在新的理论构造背后的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作为一种观念形象,对于合理的司法逻辑的形成必定会发挥积极影响。     

司法方法论初探

目前学界对司法方法论的探讨尚处在初始阶段,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司法方法论是研究司法现象的方法、方式、手段的综合性知识体系。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司法方法论不属于法学方法论,两者在研究对象、所属理论层面、自身定位及研究任务上都存在实质性区别。司法方法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司法过程中:即如何将法律运用于司法实践、如何对法律解释控制安排以及如何保障司法过程程序化。     

论民法的逻辑表达

逻辑既是大陆法系民法内含的思维轴线,也是制度设计和体系构建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其本身十分抽象且不具备直接表达功能,需要借助立法语言进行表达。逻辑思维和逻辑方法在民法典的宏观设计和微观构造上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大陆现行民法中逻辑矛盾丛生,造成法律适用的困惑与困难,给司法实践带来消极后果,影响民法调整功能的发挥和民法价值的充分实现,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思想摇摆不定和立法技术粗陋落后。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只有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坚持科学的立法技术路线,增强立法的逻辑表达意识,选择合理的制度安排模式,采用恰当的立法技术处理规则,才能在规范、制度和体系上彻底完成一体贯通的逻辑塑造。     

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下)——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语用模式及其新开展

随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哲学与法学的内在交融与互动,法哲学、法学方法论、法律语言学、法律逻辑的研究也随之发生了“语用学的转向”,这种转向的标志就是法律语用学和“规范语用学”的诞生与日新月异的发展,进而为我们理解和诠释法律的本质、类型、功能、适用机理、适用效力及其行动之有效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析方法、知识范式和建构模式,从而使法哲学、法学方法论（尤其是狭义的法律方法论）实现了——由事实世界向规范世界的转变,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的行为互动,由面向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转向实践理性,再由面向单一主体的实践理性转向多主体之间的沟通理性,由静态的逻辑分析转向动态的语境分析或情境构作,由困固于语形、语义分析转向以法律言语行为主体及其相关语境为出发点的语用建构和实践.     

法律方法论体系的“逻辑”问题

法律方法论体系属于实用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是建构法律方法论学科的逻辑基础。从司法的视角看，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法律推理以及支持这些方法的诸多法学原理构成了法律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与过去建构在法律原理分析基础的法律运用有很多的区别，是一种开放性的法律方法体系，更能体现法律方法的艺术性。     

印证的证明原理与理论塑造

印证是中国司法证明的传统模式,具有独特的制度生命力。印证不同于完备的证明,是一种非饱和性、进阶性论证。印证最基本的运行方式是"相互",其对立面是孤证。证据间相互印证的前提是"非同一来源",其理论基础是"概率叠列"。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口供印证勘验笔录"的证明方式使用不当,就会出现实践偏差,应予以重视。印证理论的发展不必与自由心证相纠缠,而应以信念理性为心理认知基础,印证调控外在,信念理性规划内在,两者彼此契合、相互支撑。印证与信念理性的哲学教义是可靠主义。可靠主义是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以及非理性的兼容与调和,它为印证与信念理性提供了一系列基础性答案。从印证到信念理性再到可靠主义,这是司法证明科学化进程中的一条有效路径。     

司法决策中的“父爱主义”管制逻辑

在包括赵春华案在内的诸多引发舆论关注的争议案件中,法官或许并非不是不懂得如何利用社科法学的判断能力与法教义学的裁判技术去弥合司法标准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巨大断裂,而更可能是基于其“父爱”式的社会“管制”取向而对司法后果的实质合理性问题做出了“爱之深,责之切”的价值决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保证良法的颁行能够导向预期的善治,法律必须以其作为“社会交往机制”的系统潜力而彰显其公理性与司法的合理性。只有首先确立基于交往原则和承认社会自主性的权力逻辑与法律决策结构,那种体现“人性化”“人文化”和“人权化”的方法论逻辑才有可能在法律的运作中获得国家体制官僚无法武断拒斥的实效。     

二元法治观的价值困境及方法论应对

价值诉求的不同造成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的反复辩驳,也造成了二元法治观的价值困境。形式法治追求法的安定性价值,排除了正确性价值;实质法治虽给予法的正确性以足够关注,却无法提供平衡法律体系封闭与开放、安定性与正确性之间的方法。解决二元法治观的价值困境,既要认识到法治是内涵双重价值的整全性实践,还要在方法论上证成法治,在立法和司法上借由法律方法的理性论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定性价值与正确性价值的平衡。     

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立法价值评析

本文从司法实践出发,运用正、负两种方法分析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来龙去脉及它与无罪推定、有罪推定之间的关系;运用法哲学提供的一些方法对刑诉第12条进行"逻辑--价值--社会"分析,探讨它作为司法原则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针对对象、实体性和程序性要求、价值理念,并对它是否应该成为宪法性原则进行讨论.本文主张将刑诉第12条置于"价值--原则--(程序性)规则--纠正和惩罚机制--实践"①体系中完善,并在司法实践中以彻底根除有罪推定为起点实现该原则.     

论行政法的工具理性

本文拟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在对行政法的工具理性多方面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工具理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得出现代公共行政倡导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益衡量”理论发展源流及其对中国法律适用的启示

"利益衡量"是在法律形式主义的对立面上被提出的,用以指称那种在具体案件的背景下,比较权衡系争利益并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或方法。利益衡量理论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出现并发展起来,其他法系国家也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各国的衡量理论大致呈现出事实论和规范论的两种倾向性。规范论的衡量进路体现了司法衡量需要同时关照规范和事实两个维度,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法规范及规范体系性的价值。鉴于中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务在形式理性、逻辑分析及精确思维方面的欠缺,所以采取以规范分析为进路、围绕规范而展开的司法衡量方法,对于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司法公正而言尤为必要。     

司法利益衡量论探析

司法利益衡量论批判否定了法律形式主义僵化机械的法律思维方法,引发了法律本体论、法律认识论、法律方法论和法律价值论等诸多领域的深刻理论变革。司法利益衡量论强调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而使法官的价值判断从法律规则、法律逻辑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泛滥的六合彩与迷失的法适用——“涉彩”刑事案件定性的困境与突围

近年来，地下六合彩以巨大的欺骗性和诱惑性在中国内地大肆扩张、屡禁不止，吞噬着参与者们的财富，令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阵痛。刑法是打击六合彩犯罪、遏制其蔓延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司法实践中多以赌博罪或非法经营罪对“涉彩”刑事案件进行定性，但在理论上一直争议诸多，实务中操作不便，“涉彩”案件的审理一度陷入困境，既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又制约了刑法功能的发挥。本文拟突破传统的思维范式，从形式理性、分析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逻辑结构出发，深入探讨六合彩的内部行为结构、主观目的、法益侵害等方面，从而为定性的困境寻求新的突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