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政府管理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

民主政治主张人民主权思想,即人民是国家唯一的真正主人,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政府是人民权力的代理人、受托者,是人民的仆从。正因为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所以政府权力必须为民所使用,政府管理必须坚持人民性原则。     

浅谈政府行政模式的转变——从全能政府到权能政府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政府作为管理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传统角色,也受到社会转型的冲击与挑战,而全能政府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仍然对我国政府运行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全能行政模式将向权能行政模式过渡,政府权力在转型期的重新定位将是权与能的统一。     

论政府监管权规范运行的制度完善--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对食品安全领域实施有效监管。政府监管权力的独立性并不能完全保证监管行为的公正性,特别是监管者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监管权力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肯定政府监管有助于抑制市场失灵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扩张、滥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必须在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激励监管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以保证食品安全领域政府监管权力的规范运行。     

政府规模与政府能力

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的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政府职能是政府应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职能规模取决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范围,政府发挥作用领域的大小。政府的权力规模是政府为实现和履行自己的职能所需要的权力。外在规模是政府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的物质表现形式,即行政机构的多少,行政人员配备的数量以及行政经费消耗的数量。 关于政府能力,著名学者施雪华认为,“政府能力是为完成政府职能规范的目标和任务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所具有的维持本组织的稳定存在和发展有效地治理社会能量和力量的总…     

“简政放权”，功在破立之间

新华网2013年5月17日刊登武雪梅文章：首先破解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善治政府的科学定位是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此次“简政放权”,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科学地把该放的权力放掉、该管的事务管好,才是社会转型中发展这道难题的应有之义和有效答案。     

建立检察权监督行政权机制管见

正行政权一般指国家行政机关维护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依照行政法律法规享有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被公认为是国家权力系统中最有效、最普通的权力。就历史起源而言,毫无疑问自有国家以来,统治者为便于国家的管理,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行政权。这种自然而然产生的行政权虽然历史悠久,但人们真正     

从统治到治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城市社会管理

面对大城市管理中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社会群体多元分化与社会秩序建立、空间规划与社会建构等问题,城市管理者必须改变依靠单一政府权力主体、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体系以及通过威权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为多元权力主体参与、互动沟通的横向权力网络,并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作来规范公共产品供给,实现社会公平。     

市场经济·有限政府·市民社会

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政府一般应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和自由竞争。鉴于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就应当是有限政府。为确保政府权力的有限,有必要构建市民社会,以代替政府行使部分管理社会的职能,并制约和抗衡政府权力,实现与政府权力平衡,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不仅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效能和形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趋势明显,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培养多元管理主体,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公正司法是法院参与社会管理的支点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是对社会事务的处置。从国家权力的实质上讲，人民法院从一开始就以解决诉讼纠纷、调控社会秩序的司法活动履行国家对社会管理的职能．并通过实施司法审查监督行政社会管理。现在提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是依据“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理念．进一步强调司法活动在社会管理中的现实...     

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法理基础

土地开发权的性质是公权力,其基本内容是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管理,土地开发权决定土地资源的初始配置,它是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的基础。土地利用的公法调整是私法调整的基础。土地开发权是产生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决定因素,这是构建和完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法理基础。国家应当以土地管理者身份参与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实现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社会分享的政策目标。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国家和集体以及其他民事权利主体,依据民事权利参与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属性与规制路径——基于经济法视野的考察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是国家规范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活动的重要法律工具,具有经济法的属性,应接受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规制。就公法规制来说,政府应保留一定的公权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私人部门也应承担一定的公法义务,其部分私权利要接受公法的限制。就私法规制来看,主要体现在基于契约精神对政府公权力进行限制,并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合作风险,以及在违反合同义务的时候,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中美征收制度重要问题之比较

我国关于征地、征收问题的各种分析和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二是补偿是否公平,三是程序是否公正。本文就上述三个方面系统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征地制度,从法和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政府征收权存在的必要性,公共利益的要求及其内涵,以及对征收必须进行以"公平市场价值"为标准的公正补偿。本文认为:第一,"公共利益"应由立法机构来定义;第二,"公平市场价值"是切实可行的、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公正补偿标准。我国下一步的征地改革,有必要将这一补偿标准明确化;第三,在征地程序上,我们必须改进现有程序,防止征地权力过分集中且不受有效监督、民众缺乏有意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弊病。     

普遍服务理念下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法律调整

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失范所引致该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根源上归结于:在价值层面是"普遍服务"理念的缺失,在机制层面则是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法因具备特有的赋权与限权的双重性质而成为调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这一领域的重要法律,可以通过对现有经济法资源的整合,适用、制定、修订或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构造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实现"普遍服务"理念的法律规范体系,促进"普遍服务"理念的贯彻,推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思考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试析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基本途径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事务治理层面上的一个缩影。面对政府与市场可能出现的“双重失灵”,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须以政府的合理赋权为前提,以明确双方的角色定位为基础,以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为保障。在慎重选择双方合作模式的同时,要进一步健全非政府组织的运行机制,以便为双方开展不同层次上的多种合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以宪政哲学与公法精神为视角

比例原则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作为一个公法上的原则,由于其探讨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宪政哲学乃至公法哲学的基础,因此,比例原则是立基于宪政基础之上的。此外,在现代公法体系中,法治原则、宪政思想的确立及人性尊严、基本权利保护的确立,成为现代公法精神的载体,是公法追求的内在价值,这些也为比例原则提供了坚实的法精神基础。     

Macro-control power: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control

Legal control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power is a core proposition in the science of economic law, and is served as one of the key links to make macro-control (policies and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market economy) ruled by law. Legal control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power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methods: to acknowledge economic right of social agents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lobb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by law; to safeguard economic power of social people (the public) by law; to decentralize macro-control power by law. By analysis, this article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irst method (to decentralize macro-control power by law) is the main method of legal control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power. This is why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to decentralize the macro-control power into the macro-control decision-making power, macro-control executive power, and macro-control supervision power in order to legally control macro-control power through mutual restraints and combined action.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经济法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必将带来财政职能的调整和转换 ,表现在政府财政退出“越位” ,弥补“缺位” ,财政应理性地退出私人商品生产领域 ,而转向为公众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 ,直接引起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变革 ,必将推进财政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作为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当然是建构公共财政的框架的指导理论 ,同时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也必将促进我国现行财政法体系的完善。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