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决策自由裁量的法律程序调控

行政决策是众多决策中的一种，是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其单方面性、强制性等特点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影响巨大。行政决策中对自由裁量的规定缺乏法律条文的规定，使得自由裁量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近年来我国由于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视，建立科学、民主、法治的政府要求依法决策，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实质就是行政决策中的自由裁量法治化。     

行政裁量:羁束与自由的迷思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中,行政裁量与羁束行政相对,又被分为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羁束与裁量的区分有其存在的必要,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的区分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也有其合理之处,但其间的区分标准并不清晰。随着司法审查的发展和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化,这种区分日益相对化,故而我们需要走出这种历史类型的迷思,另寻其他更合理的认知路径。     

一个层面的两个层次——对行政法治二元结构的质疑——阅读余凌云教授《行政自由裁量论》

现代行政是一种"自由裁量"的行政,行政自由裁量能使行政主体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但是也容易导致行政权力行使的主观性,任意性,造成行政权的滥用与失控,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已成为行政法学者的共识,在阅读了余凌云教授的《行政自由裁量论》之后,本文试从行政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是否在同一层面对行政自由裁量进行控制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

裁量二元论长期以来是行政法领域中的支配性理论,它把裁量问题与法律问题作为各自独立的二元来理解;裁量一元论正好相反,它认为裁量问题与法律问题并非各自独立的二元,根本不存在不受法律拘束的自由裁量。裁量一元论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对行政裁量态度的转变而逐渐抬头;20世纪后期以来,更有取代裁量二元论之势。这一现象意味着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裁量观念发生了质变,其直接原因是“裁量滥用”法理的展开,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是法治国家理念的质变。     

行政自由裁量基准质疑

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是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关注的热点,其在理论和实践中似乎都已趋于成熟.然而,这一命题存在重大理论误区和实践困惑:作为基准的规则将裁量行为变为羁束行为,将外部行为内部化,将行政个案处置抽象化,将行政权利变为行政义务.基于此,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是应当回归到法律原则中来.传统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原则如比例原则、重大事实的误认无效原则、正当目的原则和平等原则等都是有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建构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裁量原则.     

论行政诉讼中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审查

由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在行政法律条文中大量存在,而这些用语无不留有一些模糊空间,无法明确指明界限。行政机关在执行具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条文过程中,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往往表现为裁量行为,所以我国行政法学界也将行政机关的上述行为归纳为自由裁量行为。从德国行政法学理论看,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自由裁量有明显的区别,尤其是在两者的司法审查制度上,审查的范围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本文将在分析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自由裁量的区别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司法审查机制,以期推动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行政自由裁量法治主义思考——以行政执法为分析样本

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对行政执法分析，对如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进行了不算深刻的研究。规范建议比较零散，虽然可能不会对自由裁量做到全面的系统的梳理，但透过这根主线，希望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问题之所在。     

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

选取行政裁量的分类研究 ,试图厘清“行政裁量”和“行政自由裁量”的概念 ,针对不同的行为类型 ,确立不同的审查机制 ,甚至需要确立与行政行为数量相同的有关裁量的基准及原则 ,在司法审查制度中设置“合理性原则” ,使之与行政主体的判断相适应。法院必须时常进入到行政的自由裁量领域进行判断 ,又要为行政的自由判断留有足够的空间。为了实现这种权力配置状态 ,就必须尽量为法院干预那些并未违法的行政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正好有助于该目的的实现。     

比例原则视域下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是行政机关主导的,是行政自制理论的体现,但仍需遵循立法者的授权本意以及接受法院对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以及法院在对行政裁量性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比例原则的作用不可或缺。     

对行政自由裁量概念的再思考

为了弄清行政自由裁量的概念,我们必须首先简短地讨论一下在西方法律文献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哈特和赛克斯。德沃金对裁量的定义,特别是伽利根对行政裁量的理论分析模型,关注上述学说的合理性和理论缺陷,然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寻求对这个概念的较为妥当的把握。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行政自由裁量的核心是选择行为方式（包括作为、不作为以及怎样作为）的自由,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虽然有着某种选择的余地,但却不是我们所说的行政自由裁量。     

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推行，在其目标期待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对于现实中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也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该制度所提供的手段和技术，对于所期待目标的实现却远非充分。而且，实践中试图大规模地制定裁量基准并通过基准的普遍适用来控制自由裁量的做法，除了可能带来裁量的格式化甚至僵化，也存在着合法性方面的问题。行政法治原则下的裁量权控制，应以程序控制模式为核心，综合运用事前的规则控制和事后的监督控制等多种技术，引入将自由裁量权理性化的结构和机制。     

行政自由裁量的“自由”与“不自由”

尽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张为有识之士所担忧,但迅速发展的社会要求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这种裁量的自由是法律控制下的自由,超出法律界限的自由将不复自由因此,为保证法律赋予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初衷,自由权力的行使应受到权力和权利的制约.     

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刍议

自由裁量是当代行政权发展的重要特点和趋势，法律对其提出了合理性要求，我国称其为“合理性”，其内容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早在18世纪前就已开始，到20世纪初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而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中，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合理性审查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很有必要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几点思考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为行政主体广泛的享有的同时,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是行政法上一个刻不容缓的热点。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立法、行政和司法监控等多个渠道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尤其要考虑开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法治主义思考——以行政执法为分析样本

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对行政执法分析,对如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进行了不算深刻的研究.规范建议比较零散,虽然可能不会对自由裁量做到全面的系统的梳理,但透过这根主线,希望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问题之所在.     

论自由裁量的限制——由一起行政诉讼引发的思考

自由裁量的存在是现实的和客观的,法治社会的国家对行使自由裁量权都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作了限制又是必然的.     

作为教义学概念的行政裁量——兼论行政裁量论的范式

行政裁量作为教义学概念,其发生、变迁与权力分立如影随形。从自由裁量行为到自由裁量再到受法律拘束的裁量,行政裁量观念的变迁对应着法秩序与法理念从法制到法治的变迁。所以,尽管行政裁量概念的主要功能场域在于行政诉讼,但其阐发与法治观乃至法律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裁量论的基本范式是:以法律解释确定司法审查的边界与方式。这一范式反映了行政裁量概念的教义学特征。它虽不能完成行政裁量概念所能承载的所有任务,但对于其核心任务而言是必要的和充分的。为凝聚共识,我国行政裁量理论有必要回到法学的本原,明确行政裁量概念的工具性,并结合法治观、法律观对行政裁量的观念加以梳理和探究。     

規範行政執法裁量權,確保依法公正執法

正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關於行政執法體制改革一節中特別提出了「完善行政執法程序,規範執法自由裁量權」的要求。在行政執法中強調規範自由裁量權非常重要,它是確保依法、公正執法,建設法治政府的關鍵。在行政執法領域,法律通常賦予行政機關非常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這種「廣泛」可以說達到了「沒有行政裁量就沒有行政管理」的程度。「行政裁量是行政權的核心」。行政執法與行政裁量爲什麼如此密不可分,法律爲什麼必須賦予行政執法者一定的行政裁量權?既     

通过提高执法公信力增进与群众的关系——人性善与法律刚的交融

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赖源自于其执法所依据法律的正当性以及执法行为的合理性。自由裁量一直以来是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所讨论的热点问题。法学理论界总是以一种相对悲观的态度，怀着对司法者最大的不信任，试图尽力从制度设计上对司法者的自由裁量进行限制。而司法者与法学理论界所担心的恰恰相反，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苦于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于仅存的不大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害怕因自由裁量而造成案件质量瑕疵乃至错案。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者在执法实践中有些时候必须要进行自由裁量，本文认为自由裁量时的标准来自内心的确信，这种确信应当以法律和人性为双重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在遵守法制的前提下为党赢得民心。     

简论我国实践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出于对保证国际民商事关系的顺畅及商业便利等思考,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较早地得以体现。但是在立法上它仍缺乏必要的系统性,使用自由裁量方法标准过于模糊,自由裁量与规则推定相结合的方法上没有一般性。本文指出我国必须确立预设法律选择规则为主、法官自由裁量为辅的模式,也必须为法官的自由裁量设定确定的条件与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