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树棠社会法学思想论略

燕树棠在留美研习法律期间受到社会法学思想的影响。燕树棠坚信社会哲学派和社会学派法学将取代19世纪的分析、历史和"理学"三派而成为新的潮流。他对新学派的法律目的观、制裁观、公道观、自由观及法学研究方法诸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其范围已经涉及今日法社会学学科规训的大部分内容。燕树棠是西方社会法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推动人之一。     

西方法哲学研究趋势管窥

源远流长的西方法律思想史实际上也就是四个主要法学流派在不同时期的盛衰史。这四个流派即我们所熟悉的自然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其中除历史法学派仅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作为启蒙运动的反动而繁荣了一阵之后便消声匿迹了之外,其余三派至今仍以备自的最新型态——现代分析法学派,复兴自然法学派及社会法学派——鼎足而立,统治着西方法哲学界。三派之间的笔墨官司旷日持久,难分胜负。一方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中国近代法学 ,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 (律学 )之基础上诞生的 ,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特别巨大的启蒙意义。本文分为五个部分 ,对近代西方法学观的内涵 ,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及其载体 ,传播的主要内容、特点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争论 ,传播的历史意义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并就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若干规律作了分析     

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从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评介”看

1 98 0年代以后 ,作为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 ,“西方思想评介”涉及了复杂的西方法学理论的“建构”、“想像”等问题。“建构”、“想像”中所包含的诸如“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知识评介者的学术权力支配”、“权威导引的单面作用”等又是应予细致剖解的学术机制。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在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过程中的背景知识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学术机制和背景知识的差异的理解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 ,为了实现西方法学理论的“真正中国进入” ,从而推进中国法学研究 ,首先实现中国法学背景知识的变化涌动才是一个关键。     

当代西方综合法学思潮评述

西方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及社会学法学等三大法学流派向对方靠拢形成了西方综合法学思潮。通过介绍分析综合法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本文指出了综合法学试图融合三大法学派为一体,并构建一个"适当的"、"一体化的"法理学流派的过于理想主义的目标。综合法学思潮虽然未能合并或消灭原有的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但是它对西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及法理学教材内容的变革也同样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综合法学思潮的烙印。     

对西方法学"解构"运动的解读

解构主义思潮渗透到法学研究领域形成蔓延了法学的"解构"运动。西方法学的"解构"运动与其说是语言学、哲学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的外部刺激,更不如说是法学之内的反思积累的支持的结果。法学的"解构"运动拆卸了宏大法律话语、消解了法学中的"二元对立"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颠覆了法学的"中心主义"等级观念,大大拓展了法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使法学研究出现了多元趋势;但另一方面,解构主义思潮的怀疑主义倾向也给法学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具有元批评性质的解构主义法学研究缺乏实践指导性,没有方法论的意义。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知识智慧--法律解释的知识形态

中国古代法律解释中的知识智慧,乃是在政治哲学———经学框架下的法律智慧。律学是相对独立的法律解释智慧,是运用经学的神髓来解释法律的问题,它的对象、问题、专门术语等等都是法律和法学的,它有自己的范畴术语、运思方法和知识体系。中国古代的司法裁判活动也为法学的创生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国古代的判词反映了法官的法学世界观、法律方法论和法律发现方法,在中国法学学术史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方法论检讨

时至今日,虽然西方的法学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的理论也对法学研究要不要讲究"家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然而,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以及社会法学派仍然是西方三足鼎立的法学流派,而构成"流派"的前提,又在于不同的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不同观念.自然法学派以自然法作为评判实在法的基本尺度,因而其研究方法常被人们称为"价值分析方法";分析法学派突出强调法学的科学性,以实证分析作为其研究的圭臬;社会法学派则以社会分析作为其研究目标,突出强调法律与社会实在关系的考察.总的说来,三大法学流派都从一个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法学研究的路径,有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法律问题.为此,作者不惴浅陋,就三大法学流派的研究方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进一步重视.     

中世纪西欧注释法学派述评

中世纪西欧注释法学派述评何勤华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法学的历史渊源虽然是罗马法学，但其直接渊源则是在中世纪意大利由波伦那大学的教师伊纳留斯领导的注释法学派①。由于注释法学派的努力，在罗马法学和现代法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然而，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     

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主题词

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这一客观场景中,任何关涉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努力都超越不了＂历史的镜像＂、＂身份的守望＂、＂话语的审慎＂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词,它们簇生性地构成中国法学建构性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学只有融入并超越这种知识权力与价值守护,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完成中国法学主体性建构的时代使命。由此也自然而然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西方法学和中国近代法学这三个维度之精神空间的交融与对立在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中的积极价值。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寻求“自我”——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传承与趋向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的变化来看,自法学在祖国大陆复兴以来,这一学科的成长过程可以划分为创建、探索、发展三期,虽然各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寻求‘自我’”是其总特征。这一总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明确研究对象;摆脱机械地以“五种社会形态”来设置篇章体例;摆脱以西方法学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法的模式;揭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破译法的文化遗传密码、注重实证研究、重视礼和礼制研究,是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趋向。     

中西民法精神比较论纲——兼论民法史学方法论构建

采用历史解释学方法,致力于从六大关系比较中探讨中西民法精神之显性差异,认为在中国民法现代化转型期间固应吸纳西方先进民法理念与制度构架,但更应关注本土民法文化资源.     

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

当下中国经济法学的逻辑假设建立在西方经济法范式的基础之上,无法与中国现实达成和谐。提出“转轨经济法学”的概念可以使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回归到转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来,解决改革现实中的真问题,自觉区别于西方范式,消解中国经济法学严重的正当性危机。转轨经济法的历史使命不是要通过政府来弥补市场缺陷而是要培育市场;转轨经济法的核心任务是反行政干预而不是反垄断;转轨经济法的基本功能是控权而不是授权;转轨经济法应以公平为第一价值取向。     

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质疑之四

将中国古代的"质、剂、契、券"直接说成法律行为,意在为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张目,但通过对两者演进历史、概念对象以及各自功能的剖析,即知法律行为以公、私法划分为发生前提,以弘扬个人自由主义为文化底蕴和根本目的.而"质、剂、契、券",既有染于中国国家形成的"酋邦模式",又一直系军事、政治、礼制、律例的共有性术语,既曾指以"合券为证"为特征的官方具造文牒,又承担着敛财与推行严密监控的专政功能,表明两者始终都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     

关于近代民法移植问题的一点思考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过程是和法律移植密切相关的,而民法近代化主要是通过法律移植方式完成的。在对民法近代化过程的考察中,人们认识到了法律移植在中国民法近代化中的必要性;从中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来看,西方法律的移植在中国也存在可行性。     

‘Burqa Avenger’: Law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in Secular Space

The current debate over the hijab is often understood through the lens of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a tolerant ‘secular’ ‘West’ and a chauvinist ‘religious’ ‘Eas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polar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a specific secular semiotic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which is nowadays embedded in western law. In my analysis, secular’s normative assumptions, played around the control of women’s bodies and the definition of religious symbols in the public sphere, work as a marker of ‘citizenship’ and ‘racialized religious belonging’. Through women’s bodies, western/secular law creates a link between gender, religion, ethnicity and belonging which forms a specific law and religious subject. Thus, secularism emerges not a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tate and religion, but a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sensitivities in the public secular space through the control of the visible.     

Doing Justice to Foucault: Legal Theory and the Later Ethic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Ben Golder’s and Peter Fitzpatrick’s recent Foucault’s Law, which it characterizes as a decisive intervention into both legal theory and Foucault scholarship. It argues in favour of Golder’s and Fitzpatrick’s effort to affirm the multiplicity of Foucault’s work, rather than treat that work as either unified by a consistent position or broken into a series of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s. But it also argues against Golder’s and Fitzpatrick’s analysis of Foucault’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throug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orrowed from Derrida, and especially Derrida’s distinction between law and justice. It shows how this approach to reading Foucault effectively transforms some of his more powerful criticisms of the law into defences of justice. In place of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paper initiates a reading of Foucault’s later work on ethics and the self in the ancient world. It develops the theme of an ethics, or a way of life, that takes shape at a distance from politics on the one side and law on the other.     

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监察法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的监察法制建设很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古代的监察法由于缺乏与民主制度上的关联,所以无法培育出西方近代社会用法律约束权力的法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