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启示

“中庸”是儒家用以衡量人的道德标准和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平常不变,连贯起来就是“用中为常道也”.尽管中庸最初多用于论述道德修养的问题,但是,它对于现代行政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行政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行政管理能给人带来智慧和启迪,但真正要在行政管理岗位上做到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全面准确科学地把握好中庸制衡.     

浅析现代法制发展趋势——从道德的法律化到法律的道德化

在法律诞生之初,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不管是东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的逐步形成,还是西方罗马法的诞生,这一过程标志着道德的法律化。但随着社会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文明的进化,要求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更是强烈。由此可见,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文章力求通过考察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浅析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过程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的演进过程。     

新时期行政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所谓行政道德是指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构及在机构中工作的个人）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物、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是用来调整行政管理活动中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新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加强行政道德建设是公共行政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要求公共行政必须保持其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说，要促使公共行政在国家管理中保持中立地位，推动政治与行政分离，以保证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为…     

论前瞻性行政：未来公共行政的必然选择

公共行政是现代政府问题的核心，完善的公共行政理论将使政府治理事半功倍。本文在对新公共行政、新管理行政和新服务行政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认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前瞻性行政是未来公共行政的必然选择。     

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炼与概括出丰富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智慧。其中以德治国、德法兼用、以德治吏和以德化民等思想,不仅揭示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联系,也展示了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精髓。“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西周统治者提倡“明德慎罚”,创造了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相互结合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模式,区别于东西方同期国家的宗教与法律结合的治国方式,具有原生的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     

论“法治”的主导地位

一、法律是保障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手段 在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统治者也要运用一些社会规范来治理国家,但到底是用法律还是用道德却有过激烈的争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儒家和法家关于重视法律还是重视道德的争论,但到了汉代以后儒家的思想便占据了主导地位,道德成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即所谓的“德主刑辅”,法律处于辅助地位,道德成为立法及适用法律的灵魂。但道德与法律从其本身来讲并无主次之分,关键是看哪一个更能迎合统治者的口味。在“人冶”社会,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从形式上看是不爱任何制约的,君主往往把自己美化成品行高尚、从不犯错误的完人形象。君主手     

寻求宪法原则下的德治

依法治国已经入宪,德治应当与法治这一宪法原则相容。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德治资源可资利用。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创建周王朝的初期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内容包括德政、统治者的私德、以德化民等,其核心是德政,传统德治与作为宪法原则的法治并不相容,它在政治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依据、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6个方面存在冲突,必须对传统德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与法治相容,这包括赋德政以新的时代内容、对德的内容进行限制与改造、在法律安定的前提下发挥德的纠偏作用、对道德教化作民主转换等等。德治当从正官德始,并使之法律化。     

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软法规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其不断扩大是现代依法行政的必然趋势,但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又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性,所以对其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上,运用硬法规则并通过法院的审查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方法发挥了其重要作用,但近二十年来,软法现象的大规模涌现以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提醒我们必须正视软法及其在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独特价值。     

浅析道德信仰之于法治的价值

一、道德信仰之于法治价值的理论渊源 中国古代属于德治模式，道德信仰在法治中占主要地位，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道德信仰，贯穿了几千年的法治体系中。儒家提倡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抬高“德”的地位，     

提升行政执行力，塑造效能政府

行政效能的优化,是现代公共管理追求的重要目标,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对公共管理活动进行社会评价的重要指标。行政执行力的升级与优化行政效能是辩证关系:行政执行力与行政效能的主要构成要素即行政治理能力、效率、效果、效益遥相呼应,行政执行力的态势如何将对行政效能的发挥起到制约作用。     

试论中国儒家"诚信"思想的理论、困境及完善

中国传统儒家的诚信理论是中国古代诚信思想的核心。儒家诚信理论发生于中国传统宗法和农业社会的土壤中,它有着独特的追求内心至诚的道德价值,也受到了乡土熟人社会的强大支持和保障,但是由于其社会内部过多地强调父系的宗法关系、君主的权力等价值,其诚信理论必然有着低于其他价值系统的先天不足,特别是当脱离熟人社会的环境时,其局限就更为明显。在今天,要创造性地转化传统需要清醒地看到儒家诚信思想的优势和不足,改变传统的权力管理模式,建立保证诚信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加强道德建设,以及培养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才能真正建立起现代公民诚信文化。     

服务行政与民生主义——以“杭州市停车新政”为例

现代行政理念的发展经历了从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过程。服务行政以有限政府为其角色定位,以管制和服务并重为其行政使命,以公众参与为其治理特点。在利益多元的现实条件下,服务行政应当变革传统的治理方式,通过增强政府协调利益冲突能力、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及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等途径平衡利益冲突,保障社会民生。     

行政指导范畴论--行政指导的概念与若干相关问题

行政指导是现代市场经济和行政管理理念与方法不断发展创新,出现行政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发展趋势,从传统的指令行政、秩序行政和管理行政模式逐步转向指导行政、给付行政和服务行政模式的产物。行政指导具有特殊的功效性和适应性,其与行政命令、行政契约等其他行政方式方法相辅相成,近三四十年来行政指导已日益增多地运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与行政管理实践中。从行政法哲学和行政方法论的角度看,行政指导既符合现代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又与注重行政道德和批判继承行政法文化传统的理念相通相容,可以说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但在我国,由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和陈旧行政理念的制约等多方面原因,行政实务界长期未能自觉地运用行政指导,学术界也长期未能重视研究行政指导,许多人对它不大了解,有的人至今仍持某种否定态度,这极不利于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新形势下积极运用行政指导和促使其法治化。而且由于专门研究起步晚、     

论行政道德法制建设

现在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失当行为屡见不鲜,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行政主体行政道德意识薄弱,而且这种行为都是对公务员行政道德的违反,都应该承担行政道德责任,所以当前应该强调加强行政道德建设。本文认为,在着力进行教育和培训的同时还应进行法制建设,建立对行政主体的道德责任监控机制。行政道德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制定公务员行政道德规范并推进其法规化进程;完善公务员行政道德教育、培训制度;建立监督行政道德执行的专门机构等。本文主要论述最后一方面,提出建立公务员行政道德专员委员会的设想,并分析该机关与现有机关的协调,以达到各机关总体效益的最大化。     

浅析老子思想中的行政道德观点

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决定了政府道德的客观存在,政府道德直接来源于政府所负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而政府官员作为政府行政的直接执行者,其道德水平直接决定了现代政府的道德水平。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对行政道德也做过一些关注与诠释,直到如今,仍然对政府行政道德的发展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     

浅析老子思想中行政道德观点

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决定了政府道德的客观存在,政府道德直接来源于政府所负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而政府官员作为政府行政的直接执行者,其道德水平直接决定了现代政府的道德水平.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对行政道德也做过一些关注与诠释,直到如今,仍然对政府行政道德的发展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     

论汉代的《春秋决狱》

中国法制渊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司法制度构建中,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作为传统法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其宗旨是以儒家道德为司法审判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根据。本文通过对春秋决狱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阐释,可以看出该项制度的设计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现代司法要求法官在审判时,不仅要依据法律条文,而且还应将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将春秋决狱中的精华部分融入现代司法的实践中,使得法治和德治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辅相成,这是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必然要求。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多管齐下的治理策略:国家建设与基层治理变迁的历史图景

论文将基层治理问题放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将基层治理问题归结于国家如何为社会订立规则并获取服从的问题。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国家诉诸于多种手段和方式,动用其可资利用的资源,以求实现现代国家基层社会控制或者说基层治理的目标。这包括正式官僚体系的建立与理性化;依靠非正式官僚承担行政管理的职责;依靠群众动员;依靠官办社会组织;依靠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从一个侧面勾勒基层治理演变的历史图景,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基层治理方式"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