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与基层治理转型——以法规文本和基层实践为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中国迈向信息自由的重要制度举措，其根本点在于将传统封闭、保守的行政改造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行政。它具备制度的理想性，也因此与中国基层政府现实的行政文化与行政过程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平等和基层行政任务的复杂化都造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基层的“折扣”现象。但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先行带动实践演进，从而推动文化转型，其“行政民主化”的理想仍然具有可期待性。     

行政程序法的两大模式——两大法系行政程序法之比较

<正> 一、行政法和宪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行政法是独立于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律部门”。在大陆法系学者看来,宪法是调整“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的法;是规定“全体对全体的比率”关系,即“公民”对“臣民”的比率关系,或者说“公民”与国家、国家与“臣民”的比率关系的法;是“规定一个国家的一整套政治制度”的“根本法”。然而,行政法却是“关于行政之法,属于行政之法”,是“规律行政及行政权对于人民关系之法规总体”,包括行政权及其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以及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行政机关颁布规章的权力和程序、文官制度、政府对财产的征用和管理、公共事业、行政责任等内     

浅议我国行政诉权的实现

行政诉权是请求法院做出公正裁判的权利，其内容包括起诉权、获得行政裁判权和得到公正裁判权。它是对公民独立人格的肯定、是对公民与政府新型平等关系的确认、是对公民“行政权益”的保障。行政诉权应当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自然权利的延伸，和其它诉权一样是一种反抗压迫和专制强权的权利，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为宪法所保障。然而在我国，行政诉权的实现却存在着很多困难，使行政诉权的功能无法达到。     

论建设"阳光政府"

“阳光政府”是信息公开、管理公正和透明的政府。在当代中国,建设“阳光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客观需要,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的客观需要,是防止公权滥用、遏制行政腐败的客观需要。建设“阳光政府”的含义建设“阳光政府”,就是要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激励全体公民全方位地依法参与行政。根据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原则和精神,建设“阳光政府”,就是在行政决策、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调解和行政监督等各个行政环节广泛吸收公…     

行政改革与遏制腐败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指出：“反腐败正在逐步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加大治本力度”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改革现行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制和行政管理。第一、要精简政府机构，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行政体制上解决问题公共行政管理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与行政人员的数量、公共权力设置的数量成正比。当前，我们要在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拆“庙”送“神”的基础上，切实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大力精简行政审批项目。就目前而言，政府…     

社区矫正：二元化刑事政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探索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改革方向，政府职能和权力突破了只在行政机关内部上下转移的框架，管理重心、权力向社会、社区和民间组织转移。社区，作为公民社会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稳定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正打破传统的政府一体化统管局面，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我们认为，应该成为发展和完善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契机，并且与社区治理相融合。本文将结合社区治理理论和刑事政策学，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行政法规中“单位”与行政诉讼原告

<正>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这是因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承担者,行政关系的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但是,现行许多行政法规对行政关系相对人的表述,与行政诉讼法不一致。如环境保护法规、资源管理法规、商业行政法规都没有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规定为该行政关系的相对人,而是把“单位和个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规定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承担者。     

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当代行政法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以及新的“政府 -公民”关系的形成 ,并与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主要法治国家 (地区 )在行政领域的改革方向相适应。而信赖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行政法上的最终确立和发挥作用 ,乃是行政法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 ,必须进一步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内涵、社会基础、宪政基础、法理背景以及在当代行政法上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实现行政法治的内在要求。     

政府形象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

政府形象的好坏反映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和承载者，其言行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凝聚力、号召力，在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公众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最终承担者，其心目中的政府形象是改革成效最有力的评价，如何认识政府形象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间的内在关系，对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WTO背景下我国行政法制度改革的思考

WTO规则规范的是政府及政府行为，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必须对行政法制度作出改革。首先，必须按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法律统一原则”、“透明度原则”、“行政公平原则”和“对行政行为监督审查原则”对行政法律制度作出相应的改革，以使政府行为与WTO接轨，同时政府要依法行使管辖权，才能保证行政法律制度改革的落实，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政府改革的"分水岭"

对于中国行政机关乃至全体中国公民而言,2004年7月1日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根据2005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行政许可法》将在这一天正式实施。从此,中国的各级行政机关将告别“全能政府”,建设“有限政府”,可以说,这个日子将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分水岭”。     

从行政伦理视角探析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

当下,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成为横亘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鸿沟,从根本上影响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作为公共权力部门为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改革,在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动力不足”,“难以持续”和“受益偏移”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政府行政实践活动中亟待解决的困境.本文选择以行政伦理为视角对于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及其所面对的困境进行深入探讨,逐步探寻、揭示行政成本控制内嵌的伦理精神,分析控制困境背后所隐含的伦理缺失,并尝试为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境的解决提供伦理路径,以期对控制政府行政成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市场、法治已经成为公法学者讨论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词。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机制的稳定与顺利运行，离不开一种由法律调控所提供的普遍秩序。法治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积极作用。不同于立法和司法分支，“行政政府”在政府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了具体而繁重的任务，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必要手段也日益膨胀，与此相对应，作为法治核心内容的行政法治也经历了时空的变迁。控制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主要特征。这其中，美国的经验具有典型性。本文主要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探讨了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之问的协调作用，以期为中国提供某种借鉴。     

论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默契——对一起“不予行政许可案”的法社会学“凝视”

政府对门头牌匾的行政许可以民间协议为前置条件,这是国家制定法与民间私人协议默契合作的一个新范例。作为一个创新的行政指导模型,其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具有作为公民参与下之“善法”的优良品质;通过在国家意志和公民意志之间建立双向互动、共同决定的价值整合平台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并提高了公民对其权利实现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也可以有效减少行政管理成本、帮助政府减少抗法事件的产生。这种制度设计成功地克服了经济学中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该模型对其他类似行政许可事项有全国性参照和指导意义。     

论公民的行政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什么是公民的行政知情权，以及其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的关系的论述，阐明公民的行政知情权有利于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有利于行政模式的转化、有利于适应WTO的规则，文章最后对我国的知情权制度建设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     

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的考察

行政证明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长期被视为，甚至仅仅被视为一种“行政证据”,把它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研究尚付阙如。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材料固然属于“行政证据”范畴，但当这种材料由行政机关提供并予证明相对人某种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时，它又成为了一种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文将“行政证明”作为一种“特殊行政行为”,研讨了它的行为性质、可诉性及其诉讼特点。这一努力有助于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落实，明确行政证明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改变人民法院对行政证明行为“半推半就”的受理态度，以及促进行政法理论，特别是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和成熟。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自贸区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简政放权作为2014年的“当头炮”，继续成为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力推的重要改革，在规范清理的基础上，再次取消和下放生产经营领域行政审批事项，为2013年以来的第四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伺反复拉锯，行政审批事项为何割掉一茬又生出一茬，     

试析我国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与依法行政的冲突

当前我国正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同时也正在大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由于我国进行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政府充当着改革的推动者和决定者的角色，决定着改革的方向、领域和进度，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和动力之源，政府相对超脱于改革的进程。但是我国于1993年3月将“依法治国”写进完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依法行政，已经成为中国落实行政法治、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路径选择。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这里就出现了改革的悖论，政府既是改革的领导者、设计者，又是改革的对象，这就是作为无可回避的现实国情，构成了改革的症结所在。本文试就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与依法行政的矛盾和冲突进行简要地探讨。     

意大利的行政程序立法与行政处罚制度

意大利的行政程序立法与行政处罚制度朱维究一、意大利的行政程序立法意大利面临着国家法律制度现代化的问题。行政程序法被认为是“第一次完整地规定公共管理机构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一步。”意大利行政程序立法经历了法理与判例探索、政治与行政改革讨论、制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