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贱之别”与社会演进——略论唐宋明清时期的贱民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

引言 “尊尊之中,寓贵贵之义”。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用“差序格局”几个字来形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男女、上下、贵贱之间,莫不有严格的分际和分野。“贱”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中有两重含义,一是“贵贱”之“贱”。四民当中,贵者为士,农工商则是相对的“贱业”;二是“良贱”之“贱”,四民为良,四民以下为“贱民”。中国很早时候就有“士农工商”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 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八二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社保、信用与法治——“差序格局”与法治中国的可能性

"差序格局"有碍于人格平等的实现和公民精神的化育,是法治中国的主要障碍。现代社保制度有助于人格平等的实现,通过替代差序格局实际上承担的经济互助功能,它亦有助于公民精神的化育,进而助益于法治中国的实现。现代信用体系可以限制差序格局对法律实现"功能替代"的运行机制,进而有助于社会成员对法律之"系统信任"的形成。"社会基础秩序"的建设,可以极大优化社会行动的平台。法治中国的建设,应遵循"从法治社会到法治国家"的道路。     

经济法实施之差序格局的逻辑演绎及中国经验

经济法的实施是一个发展着的、具有差序性的过程。作为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源流,规制理论形塑了经济法实施中政府与法院角色和功能不同的差序格局。透过经济法的制度构造实质上显现的是法学对权力与权利的配置和安顿,并表征了差序格局的制度图谱。经济法的实施不仅在外部受到政治、经济等环境因子的影响,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从而强化了政府与法院在经济法实施中定位和职能的分野。在我国语境下,政府更为强大、权利有待彰显,经济法的实施有着显著的中国经验。因此,基于差序格局的逻辑,政府和法院应明确自身在经济法实施中的使命,分别以有效规制和权利救济为旨归,迈向治理时代下差序格局的理想形态。     

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处境

乡土社会的本色是人与人通过私人关系联系起来并构成一张张关系网的熟人社会。这种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结构以及依靠传统习惯维持社会秩序的特点是对国家制定法消解的原因之所在。移植的国家法是以权利为本位,主要调整陌生人社会的法律关系,其裁决结果与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念有所差别甚至格格不入。法律规避、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冲突、司法公信力消弱等现象即是乡土社会消解国家法的表现。国家法的这种尴尬处境势必阻碍法治化的进程。     

责任意识的社会与文化心理学分析

责任意识是镶嵌于特定文化和人际关系中的社会心理现象,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正是基于中国文化特点对人际关系结构做出恰当描述的一个概念。总结了人际关系的义、利、情三要素,并分析了各要素中的责任意识成分,指出无论在哪种要素形成的人际关系中,都存在以自我为中心、一圈圈外推、越推越薄的责任差序。文章分析差序责任意识的认同基础、运作范围、二维结构,还对责任意识差序的动态机制即中庸方法做了探讨,并提出了基于社会与文化视角对责任意识进行元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展望。     

走出“秋菊”的困惑——关于世俗理性人的“法治如何可能”的思考

无论是苏力意义上的讨个“说法”的秋菊，抑或凌斌所谓的法盲以及“法盲法理学”，无不是在偷换概念，玩弄华美的文字游戏。从艺术和文学的修饰以及学者的“学术想象”中走出来，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已然不尽是“乡土中国”和差序格局，“商土中国”的法治必定是现实情境下具有极端算计甚至投机的理性人作为主体的法治。理性人期待良好的社会秩序，安定的生活状态，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注个体权利的实现。     

基于中国情境的“关系”研究:一个整合分析

什么是中国情境下的"关系"?企业应该如何利用关系?从内容上来看,中国人关系表现出特定文化的差序格局;从目的上来看,中国人的关系是一种集体主义外表下的个体主义;从时间的维度看,中国人的关系呈现一种长期性。中国情境中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儒家文化、经济制度与结构因素的影响。本文对"关系"概念进行回顾,并比较了该概念与联系、网络、社会资本等概念以及其他情境下类似概念的区别,基于我国文化、政治与经济情境,提出了关系的构建和利用两种观点。本文综合分析了关系的内涵及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最后提出了未来进一步发展方向。     

流动中的乡村纠纷

城乡间的巨大流动瓦解了中国乡村的传统秩序,冲破了差序格局的边界,个体得以迅速崛起。流动所带来的个体化广泛渗透入社会领域、家庭结构和私人空间之中,它直接决定了村民生存的逻辑,同样也决定着面对纠纷时的立场、观点、方式与解决办法。这种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也消解了乡村基层解纷组织的功能,导致乡村纠纷解决上的乱象局面。调解因此失去了其固着的组织结构,也随之丧失了其神奇的效力。在离土情境下,原有的"结构性调解"蜕变成为"尝试性调解"。     

从差序格局走向团体格局——农民组织化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学视野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解体,乡村社会结构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团体格局成为一种应然选择.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是建构团体格局的重要途径.推动农民组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能够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农民组织化既有利于完善乡村政治过程、优化政治关系、培育社会资本,而且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民主化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中国人的道德结构:道德差序圈

道德差序圈是指个体对自己与其他实体进行道德考量的心理结构。它具有两个维度,即范围与差序。前者指的是究竟有多少道德实体让个体感到应对其负道德义务,并进入个体的道德考量中;而后者指的是究竟不同的道德圈层之间个体对其道德义务感与道德考量程度上有多大区别。道德差序圈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并结合西方科学范式产生的概念,对于西方道德圈研究而言,这种结合能够巧妙地弥补其对差序维度的研究缺陷,使其在差序维度得以蓬勃生长的文化土壤中得到更为充分的阐明;而对于我国差序格局研究而言,道德圈概念的融入不仅能够为其注入实证科学的新鲜血液,也为其被西方学者所理解打开了大门。因此,道德差序圈是一座能够联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两种最能触及中西文化本质的道德概念之融合,我们期望能够在解释中国人的道德判断与行为时做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尝试。     

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以一个民事案件为例的法社会学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处在社会关系之中。法治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涵，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现代化的法制在中国是由西方植入的，并不是来源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且在中国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常常会看到“人情关系”的出现。而”人情关系”会影响到法律的客观性和执法的公信度。本文首先通过一个案例展示了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的具体体现，随后分析了中国法律制度与“人情社会”的特征。     

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中的中国——读《乡土中国》及其他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老先生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费老在其中提出了＂乡土本色＂和＂差序格局＂等著名的概念。本文认为费老仍然站在结构功能论视角上,将问题归因于社会结构的格局上。文中在整理和归纳费老所指的社会结构格局的基础上沿着费老治学的精神,提出了构建＂同乡联合＂这一概念。     

破解“熟人社会”的反腐难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构成了一张张“关系网”。在求人办事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求已有的和正在建立的各种“熟人”关系。“有熟人好办事”便是“熟人社会”的经典话语。“人情网”对制度执行的干扰，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因此，当我们在对反腐败制度设计与实践进行反思时，就不能不研究这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廉政制度建设的影响，并设法破解这一难题。     

“礼”文化社会的法律意识

本文指出由于受礼俗文化的影响，我国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礼”文化人情社会状态。这样的社会特点使得人们的法律意识有别于西方。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法律意识培养和法律制度建设同等重要。     

权力腐败是黑社会生成的社会结构性土壤

何清涟“中国问题”研究法，是以解剖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真实存在的经济社会矛盾为切入点的研究法。她认为中国当前腐败与黑社会勃兴的现实，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大的隐患与陷阱之一。她对腐败与黑社会生成关系的研究并不直接，但她研究所得出的深刻结论，却异常深刻的揭示出腐败与黑社会间一种深层的机制联系。她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的腐败是“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腐败；进而认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核心是“三大权力腐败”；又进而逻辑地揭示出，“三大权力腐败”，是黑社会生成的“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土壤。     

我国证券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现状与制度障碍

本文透过证券公开制度在我国实施的现状,分析其在我国证券立法和制度建设中的困境。＂公开原则＂所赖以支撑的政府间接管制模式和开放式的社会控制体系在我们传统社会里未能充分培育。同时我们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直接管理体制和＂差序格局＂的社会形态,必然与公开制度内蕴的市场自由理念存在冲突和紧张关系。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去探究证券信息公开所面临的制度障碍及相应的改善对策。     

中国的熟人社会与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特征

从公开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有组织犯罪成员以当地人为主,外地人所占比例受外来人口数量影响,成员之间关系多为熟人关系。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在此影响之下,现阶段中国有组织犯罪组织性表现出组织规模容易发展壮大,组织对外＂凝聚力＂相对较强,组织内部结构相对松散,组织的核心圈为当地人,外地人往往处于外层等特征。随着社会发展,中国正逐步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有组织犯罪在未来则将出现组织严密性增强、组织人员组成越发复杂、核心圈和外层人员组成差异不再明显等趋势。有组织犯罪的这些组织性特征决定了对其必须＂打早打小＂。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概念的文化解析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是指中国传统行政的工作次序、步骤和过程的总和。它是建构在权力一元化模式之上的。其一方面保障君权通过程序性规定限制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在皇权的控制下可突破正常程序,以加强皇权对行政事项的主导作用。因此,传统行政程序中既有形式内容,也有一定的实质含义。在中国古代,“程”、“序”是分开使用的。传统行政程序使用“程式”、“法式”、“公式”、“序”等概念。近代以后才在西法的影响之下,将“程”、“序”合用,对译舶来的现代行政“程序”,在概念的整合中,保留了传统行政程序的形式意义,摒弃了其中的实质内容,但没有吸收现代行政程序概念的形式理性和限制行政恣意的要素。     

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

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可概括为九点,其中“重农抑商”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