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对死刑适用的影响辨析

民意虽然对死刑适用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十分有限,影响死刑适用的主要案外因素是媒体和政治决策层的意志。要注意区分真实的民意和因受误导而产生的民意。应当将民意作为检视死刑适用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标准之一,认真、慎重地加以对待。     

关于中国现阶段慎用死刑的思考

"慎用死刑"是契合我国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的必然选择。它不仅强调死刑适用的合理性、节制性,还强调死刑适用的慎重性与不得已性,并侧重于对死刑审判的质量提出要求。为切实贯彻慎用死刑之政策,需要在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标准的基础上,合理衡量案件情节,以罪中情节作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首要依据,以罪前、罪后情节作为其必要补充,并适当参酌舆情民意,努力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论死刑适用的慎重性问题

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去虽然重视但探讨不多的死刑适用慎重性问题进行全面的研讨。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当前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死刑适用的慎重性，既包括适用死刑的慎重性，也包括不适用死刑的慎重性。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死刑政策的重要方面，需要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分析，注意刑事案件适用死刑之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死刑适用或者不适用的谨慎性。适用死刑，或者不适用死刑都有必要适应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受贿罪死刑适用社会效果调查研究

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社会效果,包括社会主体各阶层对死刑适用于受贿罪的认知,以及将死刑适用于受贿罪对社会主体各阶层的影响两个方面,处于互动之中的社会评价与社会影响共同构成受贿罪死刑适用社会效果的范畴体系。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对将死刑适用于受贿罪的认知、感受及其评价并不相同;死刑适用的社会意识及其效果也受制于不同群体的人员与受贿罪犯之间的关系远近;行刑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死刑适用的社会效果。     

浅议审判中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准确把握“两个效果统一”的科学内涵 什么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首先必须理解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区别与联系。法律效果是通过严格适用法律来发挥依法审判的作用和效果。社会效果则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的效果。法律效果倾向于法律的证明，侧重于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社会效果倾向于法律价值的实现，侧重于司法目的的实现。因此社会效果是法律效果的一部分。在法律适用时进行社会需求、社会价值，或社会变化的衡量，将这些社会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成为法律适用的组成部分。而一旦纳入考量，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也就与法律效果融为一体了。之所以会将社会效果单独的提出来，不是因为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截然不同，而是因为有时存在不将社会价值考量纳入法律适用的考虑范围，而将法律适用简单的概念化逻辑化的现象，致使最终不能实现良好的或者最佳的社会效果。     

合理限制死刑:须要完善法律制度——中英"死刑适用标准及死刑限制"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死刑立法与适用问题作为完善我国刑事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呼吁要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减少、限制死刑适用,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3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英"死刑适用标准及死刑限制"学术研讨会,就死刑适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此次学术研讨会议内容的基础上,本刊特组织"合理限制死刑专题",希望对我国死刑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死刑裁量应介入非理性因素的考量

死刑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已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其中最热门的当属死刑的存废问题,而对死刑适用的事实或法律依据的具体考量相比甚少。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复核权依法收归之后,死刑裁量的尺度和机制等问题在兑现和落实和谐社会与宽严相济等社会政策背景之下又一次成为社会问题的聚集点,突出表现在受害人的过错与死刑的关系、民意对死刑的影响等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研究局限在人的心理认识和意识层面,鲜见情感和情绪要素的考察。实际上,情感因素是许多恶性案件的祸首,民意对死刑案件的干预也受情绪所左右。本文拟借鉴哲学和心理学理论对非理性因素生成的心理机制及其在死刑裁量中的法律意义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期重构非理性因素在刑罚裁量中合理地位。     

死刑民意及其内部冲突的调查与分析

我国对死刑民意的调查研究存在着调查对象和分析方法上的缺陷。通过对死刑民意的最新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与主张完全赞成死刑和主张完全废除死刑的人数相比,多数人主张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不过调查同时发现,我国民众的死刑观念不仅受到了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内部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死刑的抽象态度与具体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死刑民意的内部情感冲突。我国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引导死刑民意的理性发展。     

“平民愤”不是目的

近期一些司法事件的讨论．似乎让法院越来越“尊重民意”了。近日。河南省高院召开的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把握死刑政策标准．判案要充分考虑社情民意。正确把握具有从宽处罚情节案件的死刑适用，强调对罪行极其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判死刑。     

死刑的限缩——关于死刑适用及其程序的再思考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强调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但刑法所规定的最高刑罚为死刑的罪名达74种，有过多之嫌，长期以来，死刑的适用在实践中有时控制不严，甚至有着一种扩大的趋势。这些问题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国死刑问题时常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近期有关死刑核准权的上收和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引起世人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死刑案件办理程序的改良措施和司法解释，不仅为国内法律界人士所关心，也为域外关心我国司法状况的法律人所瞩目。     

评说速览

统一死刑裁判标准保障社会个体权利死刑是剥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即人格权、生命权的法律制度。生命权是人的一切权利之本,人的所有其他权利都是依附于生命而存在。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否认当前死刑在中国得到保留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死刑的问题上无所作为。遵循人道原则,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以实现死刑在立法上的实质性削减、技术性削减和实际执行上的削减,将是可以作为的空间。     

论中国死刑的保留与限制及其对故意杀人罪的适用

死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刑法问题 ,死刑的存废取决于主导性社会观念的支持。在中国刑法理论界 ,虽未一般地将废除死刑作为自己的目标 ,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却一直是中国刑法界的态度。现行中国的刑事法律从适用对象、适用程序和死缓制度三个方面来严格限制死刑 ,故意杀人罪是当今中国刑法中死刑的主要适用对象。     

论案例指导与法律适用

统一适用的法律与法律的统一适用是关乎法治的两个命题。前者是立法层面的问题，强调法律的普适性；后者是司法层面的问题，追求法律适用机制和适用效果的统一。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同类问题同样处理，构成了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公正最基本的技术化标准。但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法律适用的统一何以可能？成文法固有的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的缺陷何以克服？     

杀人偿命？——死刑问题的民意分析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死刑的存废与增减根本上受制于民意，这种民意的重要体现就是“杀人偿命”的观念。中国历史上既广泛存在着“杀人者死”的法律规则，也大量存在着“杀人偿命”的观念、意识。实际上西方社会也有“杀人者死”的报复刑观念。因此，要废除死刑，民意是一个绕不过的山，必须向老百姓宣传、并逐渐普及实行死刑的弊端，使老百姓不再处于对死刑的迷信与狂热之中，从而理性地、平心静气地接受废除死刑的理念。     

论我国死刑改革的罪刑选择及民意引导——基于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

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论死刑适用的限制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对于威慑犯罪、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树立法律权威，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限制死刑适用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贯坚持少用和慎用死刑，尤其是修订后的刑法和刑诉法更加严格地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死刑规格和特殊的法律...     

死刑适用基本标准之统一——中国死刑发展一种可行视角

当今中国死刑严格限制或废除之路由于与民意发生极大抵触似乎已然陷入了瓶颈状态,而中国《刑法》分则和司法实践对死刑适用基本标准之长期悖逆恰为我们避开民意这一雷区,从立法技术和司法适用自身探寻现阶段死刑严格限制之方法,以便在无震荡或最小震荡情况下达到严格限制死刑之目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视角。     

浅谈我国死刑判决制度的存废

死刑是以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为代价的刑事处罚措施,也是刑事法律体系中最为严重的惩戒措施,具有极高的法律震慑力。我国司法界对于死刑判决制度的存废问题争论已久,在不久前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中也对我国死刑制度进行了重新规定。本文通过分析死刑判决制度在刑事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国外死刑判决制度发展现状,就我国死刑判决制度的存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国死刑适用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讨——以李昌奎案及其争议为主要视角

李昌奎案是我国当代刑事法治深度演绎的一个鲜活范本,该案引发的理论问题涉及刑事法的多个方面。死刑观念的变革只能是一种渐进式的变革,而不可能是急速的突变。死刑适用不应当迁就民意,但应当通过制度途径引导民意在死刑适用中理性发挥作用。要准确理解我国的死刑政策,"少杀、慎杀"主要是指不可多杀、滥杀和误杀,但不等于不杀。最高人民法院宜尽快出台相关死刑适用的指导意见,对司法实践中典型死罪"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常见情形予以规范。量刑情节对刑罚轻重的影响力受到整个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制约,不能片面强调乃至夸大某一个或某些从宽情节因素的作用。     

美国死刑制度的宪法法理及其未来——以Kennedy v.Louisiana案为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限制死刑的同时保留了死刑。其死刑判决的宪法法理融合了两个要素:一方面,刑事司法的目的就是要让罪犯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以便实现报应正义;另一方面,宪法又明文禁止残忍与异常的刑罚。结果,联邦最高法院将其死刑法理和与时俱进的文明标准绑在一起,而与时俱进的文明标准又以举国一致的共识这一民意尺度来衡量,所以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把美国死刑制度的未来转交给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民意。把死刑判决与民意结合在一起,在增加了死刑判决合法性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把死刑制度置于一个开放的民主决策体系之中,不肯越过民主程序一举废除死刑。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民意倾向于废除死刑,美国就有可能废除死刑,如果民意支持更多地适用死刑,也有可能保留死刑,甚至增加死刑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