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的共盗犯罪

唐律的共盗犯罪,由于主体的和行为的不同而存在极为复杂的共盗情形.在立法上,作为总则的《名例律》中有一般性规定,作为分则的《贼盗律》中又作进一步的一般性规定,然后还有盗罪具体情形的专门性规定,由此形成唐律交叉重合的复杂共盗关系,决定影响着性质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和处罚的轻重.唐律对于共盗犯罪的处置,体现了唐律立法成熟细密的高超水平,对于后世明清盗罪立法影响很大,对于现代立法和法律的实际适用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浅析唐代藏匿罪

唐律是我国古代封建律法的典范,其中规定的许多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仍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正如张晋藩教授所评价的那样:"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剖析唐律是有助于鉴古明今的。"因而研究唐律,是非常有必要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研究目的,本文对唐律中的藏匿罪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细致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窝藏、包庇罪的完善有所借鉴。     

浅析唐代藏匿罪

唐律是我国古代封建律法的典范，其中规定的许多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仍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正如张晋藩教授所评价的那样：“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剖析唐律是有助于鉴古明今的。”因而研究唐律，是非常有必要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研究目的，本文对唐律中的藏匿罪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细致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窝藏、包庇罪的完善有所借鉴。     

试论非法侵入住宅罪

<正> 住宅是公民居住、生活之宅地,也是某些公民进行工作、学习的重要场所。非法侵入住宅必然影响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因而许多国家的刑法都把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我国古代法律中也有这种规定。如唐律中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明律、清律中都有类似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     

“准五服制罪”于唐代法律中之流变

丧服制度源于三代,兴盛于汉魏晋之时,于唐代产生重大变革,对后世服制制度产生极大影响。唐律作为封建法典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对于五服制罪的规定与应用,正反应了服制在唐代的改革与流变。本文从法律条文中寻找线索,为唐代服制的发展变化做一有意义的梳理和总结,以供资鉴。     

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一个以吏治为结合点的视角

唐律与《贞观政要》中都有吏治的内容。《贞观政要》记载的关于吏治的内容与唐律中吏治的规定关系密切,表现为:《贞观政要》中的吏治思想有唐律的吏治规定作支撑;《贞观政要》中有些诏令的内容演变成唐律吏治的规定;《贞观政要》中关于吏治的要求和规定丰富了唐律吏治规定的内涵;《贞观政要》中对官吏的要求补充了唐律的吏治内容等。还需关注的是:唐律与《贞观政要》的吏治具有互补性;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理论基础都是民本思想;唐律与《贞观政要》吏治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唐律的修订和在《贞观政要》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重合等。     

论《唐律》中的不作为犯罪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作为犯罪,反映了当时立法水平的高度成熟性.唐律中对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严密法网,整顿吏治还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立法仍有借鉴意义.     

浅议唐代的自首制度

自首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其发展到唐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唐律》对自首的原则、构成等问题都有着详尽的规定。对唐代自首制度的研究,对于启发我们借鉴古代的法律制度、深入了解我国的法律文化,意义重大。本文即研究了唐律中自首的成立条件、特殊自首以及如何借鉴唐律中自首制度等问题。     

《唐律》中的官员贡举考选犯罪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这与其严密的法制和较清明的吏治是分不开的。《唐律》中关于官吏贡举考选犯罪的规定是研究唐代法制、吏治的关键。《唐律》九十二条规定了贡举非人与考选不实两类犯罪。本文将通过现代刑法犯罪要件理论分析该罪,以期更好地展现唐代对于官员贡举考选犯罪的规定,并对当代官员选拔任用提供相关借鉴。     

论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

实行过限,又称为共同犯罪中的过剩行为,是指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在实行过限的情况下,实行过限行为的人当然应对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对没有实行过限行为的其他共同犯罪人应如何处理呢?这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实行过限,我国《唐律》就有规定,《唐律》对实行过限虽未设一般性的规定,但对于个别罪名则特别明示其处罚原则。例如《唐律·贼盗》规定:“其共盗,临时有杀伤者,以强盗论。同行人不知杀伤情者,止依窃盗法。”据此,参与共同盗窃而非谋议强盗者,对他人之临时起意     

唐律中误杀、戏杀、过失杀考析

唐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但唐律已经注意到把犯罪行为与主观相结合。唐律中将杀人犯罪划分为六种类型：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对于误杀、戏杀、过失杀的定罪量刑不仅考虑其主观心态,还要根据其犯罪性质的轻重、犯罪的结果和犯罪的危害性等进行综合的评价。唐律的这些规定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

唐律中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既包括口头言论的犯罪,也包括书面言论的犯罪.侵犯的客体包括皇权、国家安全、官文书管理、封建官德、农民的经济权、人身权.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中,有故意与过失的区别,有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也有用刑轻重的差异."疏议"对于官吏言论犯罪的规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对相关律条中的字、词、句子作了解释,也对犯罪的主体、主观与客观等要件作了解释,还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作了说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唐律中有关官吏犯罪的规定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施,还有一些案例流传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唐律》职务犯罪管见

《唐律》是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一的封建法典,尤其在刑法方面已取得了很高成就,《唐律》对职务犯罪的规定更是集前朝之大成,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因此唐以后各朝均效仿于此。 研究《唐律》对职务犯罪的规定,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唐律以帛论赃罪原因何在

唐律对于受财枉法、窃盗等所谓“赃罪”的处罚,都是根据赃物多少来定,而赃物又都统一以尺、匹等布帛单位作为衡量标准,如规定“凡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徙一年”之类。其所以如此,是与当时的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有关的。租庸调征收的方法,都是以谷、绢等实物,即所谓“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尝用钱”,为了方便起见,“丁随分所出,岁输绢、绫、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二两,输布     

坐赃罪对今日反贪立法的启示

韩非说：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纵观历朝历代法律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规范官吏行为，打击官吏犯罪。坐赃罪作为规制官吏贪污犯罪的一种重要罪名，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唐律疏议中有关坐赃罪的规定为核心，对坐赃罪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定的阐述，分析总结其各阶段的特点，主要从唐朝坐赃罪的相关条文中挖掘出为今所用的几点立法借鉴，以期为我国当代反贪立法提供可借鉴之处。     

浅析唐律中的受所监临财物罪

唐律中辟专章规定了"六赃"罪,并辟专条规定了受所监临财物罪。所谓受所监临财物罪即是监临之官依职权收受或主动讨取其管辖范围内的财物、人力等的行为。本文从概念分析入手,具体介绍了唐律中受所监临罪的规定。     

浅析《唐律》中赃罪的处罚原则

唐律中对赃罪的处罚大致有计赃、平赃、正赃、追赃以及累赃限制加重等几项基本原则。计赃论罪是指按照犯罪所得赃物的多少来确定刑罚重轻的原则。平赃原则着重解决赃物的计算问题 ,以“犯处、当时、中估”为方法。正赃原则是指根据不同的赃罪确立计赃论罪的标准 ,由法律所确定的作为计赃标准的几种赃罪即为正赃 ,而其他赃罪赃额的计算即以此作为标准 ,并比照定罪的原则。唐律对赃罪除依法量刑外 ,还规定所得之赃物须尽数追还官、主。所谓累赃限制加重 ,是指在对犯赃罪者计赃论罪予以处罚时 ,并不是完全根据其赃罪的全部赃物数额计赃论罪 ,而是采取有限制的累加方法计算赃额处罚。     

《唐律》脱户漏口罪的现代刑法学初探

本文以《唐律疏议》中规范脱户漏口罪的条文为研究对象，采用现代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对《唐律疏议》中脱漏户口罪的犯罪构成、处罚进行研究，对脱漏户口罪对唐代官吏仕途的影响进行简要介绍，并关注脱漏户口罪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轨迹。     

秦汉盗罪及其立法沿革

将张家山汉简《盗律》与相关文献记载相结合 ,通过汉《盗律》与唐律的比较 ,可以看到秦汉时期各种类型的盗罪的特点及相关立法 ,《盗律》的沿革轨迹也是清晰可见。     

罗马法之神圣物与唐律之神御物比较研究

罗马法以完善的私法体系为世人所称道,其私法是建立在对"物"富有思辨的分类之上。唐律虽没有如此明确的对"物"的分类,但律文对物的区分是事实存在的。唐律之神御物与罗马法之神圣物,便是古代中国与罗马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类似的物的分类概念。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让我们看到唐律和罗马法都存在详细的对圣物崇拜的规定,如破坏圣物,其量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相对于唐律而言,罗马法中有较强的"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唐律神御物与罗马法神圣物中的"神"的内涵的不同,反映出中西方对于神灵崇拜的不同,此点又突出体现在古代中西方对皇帝的崇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