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写在1982年《宪法》实施三十周年之际

30年来,1982年《宪法》实施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国家权力关系调整与权力秩序变革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即为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其中,权力的分解乃促使国家集中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国家社会分享型权力结构模式演变的内在驱力;权力的位移系引领单一完整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多元分散型权力结构模式演进的制度诱因;权力的下沉则是推助中央集权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地方层级分权型权力结构模式变迁的核心要素。     

当代中国权力秩序的反思与重构

当代中国权力秩序的演进已经开始蜕除暴力与神秘的色彩,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在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适度的中央集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永远是必要的。而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以维护既有秩序为前提的,是在维护既有秩序的前提下的一种对旧有秩序的改良,因而它只有在对旧有秩序具备最低限度之容忍情怀的群体中才能找到支持者。有产者大多对旧有秩序怀有宽容之心,比较能够接受改良之主张,故而民主与法治秩序的建设,最容易在有产者之中找到共鸣与支持。有鉴于此,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实在应当走城市带动战略。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之道——评陈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一书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辩在政治社会是一个永恒的命题,陈雄〔1〕作为一名宪政学者,这本新作的关注点也正在此。他尝试以权力与权利之辨为进路,以达法治;以宪法为纽带,探讨在宪法上如何配置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在法治的视野下谋求二者平衡,最终实现宪政和法治秩序下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和谐。本书开头作者运用历史分析和说理论证,从国家权力特性、宪法规范本质、国家权力规范主要内容     

全球社团革命与当代法治秩序变革

民间社会团体的广泛兴起造就了一场全球社团革命 ,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当代走向 ,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 ;增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法治范式转换 ;推进了全球法治秩序的形成。中国社会团体则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中 ,成为推进良性社会分权、促进社会自律管理、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加快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论违宪审查权的平衡作用

把国家权力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部分,在不同种类的国家权力结构内进行相互作用达到平衡是宪政运行的秩序要求。违宪审查权是国家权力结构之外的具有独立属性的一种权力,它以保持权力结构的稳定、维护宪政秩序为目的。违宪审查权的上述特质决定了构建违宪审查制度应充分考虑本国历史因素的影响。     

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权利是法治之本

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包含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在形式上法治要求法律在一国内具有至高地位,大家对此并无争议。如何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中处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法治的实质也是人们对法治的争议根源。本文分析了西方“以权利为本”和“以权力为本”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指出“以权利为本”的法治及其实践是西方的主流,由于其具有合理性,它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民主法治秩序的建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在形式上同样要求法律的至高地位,在实质上是“以权利为本”,因此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借鉴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     

传统中国的“法治”概念及其现代性构建

传统中国虽然有"法治"概念,却没有西方视法律为至尊,并以法律来约束权力的"法治"传统;不仅如此,传统中国社会一元性的权力结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还具有典型的"反法治"色彩。因此,只有以现代"公民社会"的多元性来打破帝制时代的一元性权力结构,并限制天人合一世界观在政治、法律领域的适用,使法律具有"自治性",才可能构建中国现代的法治理念。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略论行政控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形成权力腐败;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人治的典型体现,与法治水火不容。为了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尽量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权是行政法实施的基础。     

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警察是社会文明秩序的护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警察权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公民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必将严重损害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全方位法律规制。     

立法权的内在限制——一种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

立法权的限制是宪政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权力形态的立法权 ,其出现及其发展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因而 ,对“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就应当作历史的考察 ,在厘清“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蕴含的深厚意义的前提下 ,才能探讨“如何限制立法权”这个进一步的论题。从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探讨立法权的限制 ,有利于厘清立法权限制的另一个维度 ,即内在限制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立法权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结合。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司法场域中的非职业法官——一个初步的比较法社会学分析

非职业法官是当前法律移植和比较法研究的一个热点。以美国和德国为样本的比较法社会学研究表明,非职业法官的类型选择与司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运作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司法权力结构则深刻地影响了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的表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完善也应当具有一种全面的视角,既要认真对待当前的现实需求,也应充分考虑改革的空间、司法权力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动因

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是法治的重大主题,是权力资源合法化的必经之途,是抑制权力弊病所必需。权力资源对社会历史有重大作用,但也容易滋生弊病: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资源是使许多追求它的人堕入深渊的重要原因;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权力的行使常以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对自由和权利而言,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侵害。抑制权力资源的弊病,离不开法律调控。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亦完全可能。法律可成为权力来源的制度渠道,先进的法律注重寻求国家生活的稳定和进步、社会生活的和平和安宁,因而对权力往往表现出来的侵略性、扩张性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发达的法律制度总是经常致力于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权力和法律都是强力的象征,法律对权力资源实行调控是强强碰撞和强力之间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法律对权力资源的调控作用并非没有限度。     

论现代法治框架下的警察行政权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福利,必须赋予警察在社会管理方面一定的公权力,这种权力即为警察行政权。警察行政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面对着人民的个人生活,其行使如果越过必要的界限,极易造成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把警察行政权的行使纳入现代法治的框架,对其的运行强调法律、比例、程序、制约、救济等法治原则,重视行政相对人的能动作用,加强对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行使警察行政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的监督,将会有效地防止警察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     

论经济法权利的合法性基础、基本属性和结构

经济法解决的是社会经济作为有机整体如何持续、稳定发展的问题，因此，以社会科学中流传已久的、但被法学所忽视的生物学传统——整体主义观念研究经济法问题不失为一条可欲的途径，以此考察经济法中的权力（权利），不论是作为政府的权力还是个体的权利，其起源都是社会的需要和人们的承认，目的都是为了主体功能的发挥，因而都是功能性权利，且从构成看都有二重性。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公权力的规制

公法产生与发展的初衷就是限制和规范国家公权力的行使。现代法治国家是以“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核心构筑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公法，从立法宗旨和原则、立法内容等方面对公安机关的公权力进行了有效的规制．以最终彰显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