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宪法中的理性平衡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研究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本源及二者对立统一关系,从本质上明确公民权利产生并制约国家权力,而公民权利的实现则依靠国家权力的保障和规范,并且两者在宪法中要达到理性的平衡。     

论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宪法有两个基本功能,即规定并保障公民权利,授予并控制国家权力.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宪法的精髓,宪法的实现,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良性协调.     

论美国联邦宪法的程序规则

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完备的程序规则制度,为规范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宪法的哲学原理见之于其繁复的权力运行程序细节之中。宪法的程序规则具有权力的正当化功能、规范化功能和形式合理化功能。作为宪政基石和宪政基本内涵的法治,是一种以正当程序为主要内容的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过程,而法治的正当程序则以宪法程序为根本。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

党的十五大和修改后的宪法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行法治就是实行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即防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问题。在我国必须改变官本位的弊端。本文首先以实例说明当前权力腐败的严重性，继而对官本位进行了文化、历史分析，然后对有关的理论认识和制度改革进行了论述.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

在专制社会时期,国家权力处于绝对地位,人民只是权力的客体,只有服从的义务,几乎无权利可言。当历史发展到今天,公民的权利越来越得到重视,但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仍存在时时被侵犯的危险,究竟如何认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限制权力的行使空间来保护公民权利达到而者的平衡,对于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     

宪政下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从厦门"PX"化工项目事件说起

宪政自清末传入中国,到今天,已有了百年的历史,然中国宪政建设仍尚待完成,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把握好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对宪政体制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宪政建设做些有益的思考,从而推动我国宪政进程。     

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两个紧密联系的范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着眼于公民权利的保障,首先给出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论模式;然后将其应用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试分析当前我国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给出可能的解决方法,力图矫正已被扭曲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论现行中国宪法的权力约束机制

约束和控制国家权力,是宪法所体现的法治的本质精神.现行中国宪法在约束和控制国家权力方面已经确立了比较系统的制度.但由于现行中国宪法确权性、专政性和纲领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宪法权力约束机制的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任务,在于通过宪法适用,并以宪法适用为依据,完善宪法的控权性和规范性,从而推进中国宪法的权力约束机制.     

从实质宪政到程序宪政

宪政一词源于西方,是指以宪法为依据的民主形式,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为原则,以保障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目的,创制宪法、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发展宪法的运作过程.其实质是民主、人权与法治。     

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关系研究

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关系作为宪法关系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是宪政思想流变的基本线索和宪法学的基本问题,宪法学基本问题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者关系的主格调是对立、制衡、统一。     

浅析和谐社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事是一种既存在冲突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本文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意识到国家权力是一种管理,更是一种服务,要正确行使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国家义务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国家与公民关系新视角

国家义务对于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现已经成为主导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主轴,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应成为现代公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现代公法学的基本范畴。而且,国家义务直接源自于公民权利并决定了国家权力。国家义务以公民权利为目的,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以国家义务保障公民权利,是对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超越。     

论我国宪法价值取向的演变

每一个国家的宪法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法治发达国家的宪法在文本层面侧重于保护公民权利。我国1954年宪法在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确立了权力本位的价值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我国宪法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确立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模式正成为我国宪法的明显趋势。     

论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演进——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对象

宪法的制定是受理念制约的。当代中国制宪理念的发展和变迁,经历了一个从工具宪法到制度宪法、再到权利宪法的演进过程。新中国初期的制宪深受工具宪法制宪理念的影响。1982 年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制度宪法的制宪理念,在肯定宪法对国家工作重点服务的同时,明确了宪法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在对宪法的本质与作用的认识上,已经逐步摆脱工具主义与制度主义制宪理念的影响,开始了向权利宪法的转型。当代中国制宪理念演进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及在宪法中的地位,具体而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公民权利与人权的关系以及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定位与发展。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

《宪法》第62条第16项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兜底式授权。鉴于全国人大在我国的特殊优越地位,如何在宪法框架内为其划定权力边界,是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大议题。宪法上所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应当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予以把握,以判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第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是指在公权力机关序列中的相对优越,而不是绝对无限;第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第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实际"行动能力"决定了"应当由其行使的职权"是有限的。     

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宪法学定位

公民权利就是宪法赋予公民等社会个体的可作或不作某种行为和要求国家、其他公民等社会个体作或不作某种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自由的资格和权能。国家权力是一国所有公共强制力的总称，其核心是广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民权利和国家权...     

宪法司法适用性探讨

宪政制度的设计从最初非可诉性到当今的司法适用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人权宪政理论的本质要求。宪法司法适用对于树立宪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严重弱削宪法的权威性,使宪政价值效益停留在纯理论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适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