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问题——以我国《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对接为视角

食品安全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食品安全,而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的质量安全。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规定经历了三个阶段:单行刑法、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八)》,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织造了严密法网,遏制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势头。《食品安全法》是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对于规制食品安全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来看,《刑法》和《食品安全法》在保护对象和规制环节上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食品安全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也不明确。《刑法》应当与《食品安全法》实现有效地对接,从而构建起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     

论商业银行在法治社会中的角色——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

本文以商业银行在当代法治社会中展现出的特殊角色为切入点,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对目前规制其社会责任不足的现实困境以及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对于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防控体系,贯彻依法治国理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意义进行论述。通过对商业银行在法治社会中表现出的某些社会责任困境进行个案分析,进而从制度层面加以适当的应然性考量。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进行了修正,特别是将“卫生标准”修订为“安全标准”体现了刑法对《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的呼应和统一.但是,当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已经不能再被视为是一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型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风险社会语境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予以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此类犯罪进行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改造,增加持有型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制统一.面对食品安全风险,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之转型

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涉主体为基点，通过考察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普通公众四类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所承载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可以抽象出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两种模式。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属于自上而下模式，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与实施强化了该模式。面对当前我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在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全面挑战。相互合作的规制模式有当代政治法律理论和国外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经验的支持，有助于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需要的理性与感情、科学与民主之间寻求尽可能的平衡，符合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在规范层面上，该模式的制度框架由核心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技术制度构成。     

论《食品安全法》的经济法属性

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对食品安全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较之《食品卫生法》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食品安全法》具有很强的经济法属性,经济法的理念、基本原则、本质特征及其内容的经济性等都在《食品安全法》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治理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为视角

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近年来美国做出了重要的立法举措。其《食品安全现代化法》从预防性控制、应对措施、进口食品的监管及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对美国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进行了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该法对美国国内的食品安全治理有重大影响,与现行的食品安全国际法律机制存在潜在冲突。以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治理的新发展为启示,我国应以《食品安全法》的修订为契机,综合运用行政规制、司法规制和私人规制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通过国际合作提升食品安全能力建设;利用现行食品安全国际法律机制对抗贸易保护主义。     

我国 《食品安全法》 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司法实效问题研究

在食品安全领域建立和完善旨在提高食品生产销售安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探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食品安全领域违法行为的规制效果,分析了制约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挥预期效果的主要阻碍性因素,进而探究提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实效的主要着力点和基本路径选择,以期为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司法实效,保障我国的食品安全提供参考性的意见或建议.     

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

最近几年来,有关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争论持续升温,广大公众对此感到无所适从。中国《食品安全法》以专章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了规定,并排除了"行业标准"。从现实情况来看,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并未因法律的实施而结束相关的争议。如何认识企业标准与行业标准,如何发挥它们的作用与角色成为学界重点探讨的课题。本文认为强调国家标准的作用固然符合中国目前的现状,但是在合作规制的模式之下,既要强调国家的作用,也要发挥行业协会等私人主体的作用。国外经验证明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体现了科学发展、市场需要以及自我规制等特点,切实保障了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本文重点阐述了合作规制的法理,探讨了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的优劣,同时结合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分析指出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要想能够积极地发挥合作规制的作用,除了需要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诸多方面加以制约外,还特别需要在标准制定的正当程序上强调公开、平衡、合意与协调等因素,强化对自我规制的"再规制"。     

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最近几年来，有关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争论持续升温，广大公众对此感到无所适从。中国《食品安全法》以专章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了规定，并排除了“行业标准”。从现实情况来看，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并未因法律的实施而结束相关的争议。如何认识企业标准与行业标准，如何发挥它们的作用与角色成为学界重点探讨的课题。本文认为强调国家标准的作用固然符合中国目前的现状，但是在合作规制的模式之下，既要强调国家的作用，也要发挥行业协会等私人主体的作用。国外经验证明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体现了科学发展、市场需要以及自我规制等特点，切实保障了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本文重点阐述了合作规制的法理，探讨了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的优劣，同时结合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分析指出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要想能够积极地发挥合作规制的作用，除了需要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诸多方面加以制约外，还特别需要在标准制定的正当程序上强调公开、平衡、合意与协调等因素，强化对自我规制的“再规制”。     

论《食品安全法》中的企业标准——对《食品安全法》第25条的注释与评论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是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安全法》第25条对其作了原则规定。笔者从法解释学、规制经济的视角出发,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性质、适用范围、制定的激励及备案制度等方面进行法条的解读与评论,旨在理清《食品安全法》与《标准化法》存在的隐匿冲突。为了防止这种隐匿的冲突转化为公开的矛盾和制度碰撞,笔者建议国务院在制定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时对此予以补救。     

精准规制:大数据时代市场规制法的新发展——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的完善

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必然带来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变革。精准规制是市场规制的高级形态,是弥补传统市场规制不足的必然结果,是大数据时代市场规制发展的必然要求。大数据背景下的精准规制要求市场规制法进行相应的调适,包括主体的开放化、内容的信息化、证据的电子化以及责任的多元化等多方面的发展。食品安全领域是精准规制得以实现的典型领域。依据精准规制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的完善应该以信息为中心,在信息的公开与互享、信息的公众参与、信息法律责任的强化方面进行补充与修改。     

论食品安全规制和最佳威慑的实现

食品安全规制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借用市场的力量,运用私法的力量,更需要充分发挥好政府规制的威慑作用。近些年来,各国食品安全法在修订层面均以增加威慑为主要取向,但是如何能够实现最佳威慑,使法律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却值得从法学理论上进一步展开思考。要对执法模式进行重新反思,对执法力量的分配、罚款数额设定以及归责原则加以认真设计,中国的食品安全规制及其实施,仍然有需要改进的空间,进而才能真正实现最佳威慑。     

经济法视阈中的利益观

经济法是以追求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现代法。对社会利益的诠释、追求和维护形成了社会利益观,这种社会利益观对经济法的理念和制度均产生深远影响。在价值和理念层面,社会利益观不仅要求经济法对传统法律价值进行整合,而且还催生了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制度层面,社会利益观对经济法实体制度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中,对经济法诉讼制度的挑战主要体现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勃兴和经济审判庭的重建。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面对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刑罚是有效的工具之一，加强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保护不仅是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国际趋势的需要。鉴于《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关系，刑法在介入食品安全的保护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应当以《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范畴为基本的限制。《刑法》在保护食品安全方面也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与《食品安全法》形成有效对接。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困境与出路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在履行财产刑执行监督这项新职责过程中,工作成效不够显著,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存在三个监督困境:一是理念转化之困境;二是规制具体化之困境;三是机构设置之困境.在分析论证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走出困境的三个出路:一是转变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相关部门执法理念;二是继续完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相关司法解释和《刑事执行检察四个办法》等法律和工作制度;三是加快机构名称变更速度和完善内部机构设置、加快基层院机构建设步伐等.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反思与重构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以法律手段保护食品安全成为必需。《食品安全法》的施行和现实情况,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提出了新要求。反思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做好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重构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更好地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而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浅析《刑法修正案(八)》的民生理念

近年来,“民生”作为关系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理念成为了公共政策的关注焦点.刑法作为保障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在民生的保护上发挥应有的功能,同时在刑法中贯彻民生理念也为刑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及时出台和回应民生要求的基础上,简要阐述民生的概念及民生与刑法的关系,梳理修正案中体现民生理念的内容,分析其理论意义和发展趋势,同时针对规制的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也提出了对刑法发展的新期待.     

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规制分析

新《食品安全法》中的"行为规制"属于"权力性规制",具体分为行政许可规制和日常监管规制两类。行政许可规制有"应当取得许可"、"无需取得许可"、"没有明确规定"三种情形;日常监管规制分为风险管理和过程监管。通过原理分析和实效分析,可以定位新法的不足,为行政执法提供补充。     

《刑法》第306条的困境与突围——从立法层面规范分析与设计

我国《刑法》第306条自97年增设至今在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引起了诸多争议。笔者认为，本法条的设立确有必要。其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上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立法层面的改进。本文将从本法条的适用现状切入，规范分析相关立法问题，论证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博弈背景下应以实现制衡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坚持强调“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现代刑事法治理念，在此指导思想下，通过重新制定《刑法》第306、307条，在《律师法》中确立律协统一行使律师惩戒权前提下由律师惩戒委员会执行的律师惩戒前置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司法审查程序、证人财产保护规定和证人出庭作证强制性规定等，实现与本法条相关的立法完善与设计，以期抛砖引玉，早日突破中国刑事律师面对本法条时步履维艰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研析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我国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但却没能有效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现状起笔,分析日前国内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不足,并从道德建设、行政处罚制度、民事赔偿制度、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平衡城乡执法力度等角度努力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