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实务应对

本文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法律依据,通过论述非法言词证据存在的原因、现行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规范的不足,进而研判出新规施行后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合理对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二审程序中的适用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2条规定了二审阶段非法言词证据的审查和排除,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救济程序。结合该条文,笔者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二审程序中的适用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论“两个证据规定”的三大突破与五个局限——以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为重心

两高三部新近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申了非法言词证据一般应予排除的原则,修订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涵义及取证规范,确立了瑕疵证据一般不予排除的操作程式,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突破进展。同时,也存在对严格予以排除的"强制情形"例举不细致,对"诈术情形"的证据效力有待明确,被追诉人口供的排除原理亟需完善,取证禁止规定亟需更高位阶的人权法规范引导,特殊情形下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仍需补充等五大改革局限。面对这些制度局限,进一步的对策、变革与完善仍值得期待。     

检察人员执法办案环节如何排除非法证据

根据两院三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这一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时依法主动审查证据合法性的职权。本文以此为议题,试探讨检察干警在执法办案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及实践。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构想

现行法律规章虽规定检察机关是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职责主体，却没有相应地予以程序和规则保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基于非终局性的阶段特征等的限制或需求，应当仅限于排除对采用暴力手段导致人身轻微伤以上损害客观后果而取得的言词证据，同时应将对其余涉嫌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调查所得疑点及证据交法庭裁决是否应予排除。     

非法证据排查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卞建林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说，学界通常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派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应该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司法实践中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仍有争议，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应当从完善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入手,扩大非法言词排除的范围,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设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明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问题、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我国刑事证据排除制度的新动向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建构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在我国,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先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再通过有关司法解释使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规则得以贯彻执行。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意义——兼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我国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问题。近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更加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文在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行了探讨,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相关见解。     

鉴定结论也应适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从上述规定我们看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只适用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三种证据，而将鉴定结论这一重要的言词证据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科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

2012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方式等,但对于法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未予明确,指导实务操作的是两高三部在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的"确实、充分"标准,是否所有非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均要适用这一标准值得商榷。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标准的分析应以概念的厘定和认识论的澄清为逻辑起点,我国检察机关在证明证据合法性时,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适用"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可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证据的可采性为中心

本文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以证据可采性为中心,对实物证据、言词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完善有所建设.     

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要做到非法证据排除,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第一,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非法证据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     

检察机关与非法证据排除

一、《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的意义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资格,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规则及操作规程。该规定的出台,对于完善刑事证据制度,     

两个证据规定背景下的刑事证据审查研讨

一、总论：证据属性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去年两高三部颁布实施的《死刑案件审查证据规定》（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简称）及配套性规范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死刑案件审查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指导意见》等的颁布实施,被誉为打破了中国证据法改革的坚冰。推进了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韵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地位模糊，对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监督不严等。因此，检察机关应该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点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特点为:以排除非法言词证据为重点,以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为目标,以侦查和司法部门主动排除和被告方申请排除相结合为方法等.该规则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成果,是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司法部门自律的体现.展望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包括:确定非法实物证据范围,排除"毒树之果",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与刑事司法其他规则协调.     

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前景——以“刑讯逼供”为切入点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我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内容上,其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尤其是采用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者对各地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的调研结果表明,其在实践中仍难以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规定的应然层面,还应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其相关配套制度,并努力在更广范围内实行司法改革。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之新发展——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之分析

结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文章全面阐述了我国刑事证据概念、种类的发展与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各种类型及其构建样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规定,即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即非法证据排除动议的提起主体、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主体、非法证据的排除主体;同时,指出了刑事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中存在的不足。     

检察机关贯彻“两个证据规定”的几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下称《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统称“两个证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