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以民法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要求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树立以民法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观念。以民法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观念,要求对知识性权利和知识性利益进行区分,主张民法才是知识产权权益的兜底保护法,并且要求民法建立与利益保护相适应的不法行为责任制度,只授予利益享有者债权性质的请求权。我国当下的知识产权法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必须以民法为核心,重塑整体性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兼与梁慧星、易继明教授商榷

财产权劳动理论会产生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危险,导致知识产权界定的困难和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具有创权和限权的双重功效;知识产权制度的创设是一个以自由为起点、以社会整体效率为连接点、以社会正义为依归的完整链条;知识产权司法应当坚持整体性观念。虽然在知识产权特别法之外存在适用传统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可能性,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所禁止的只是某种行为样态,保护的只是某种利益或优势,这种保护并不意味着原告享有某种特定的知识产权。     

商标法中在先权利的知识产权法解释

在先权利的解释应当坚持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和整体性知识产权法观念;在先权利是指法律效力低于知识产权特别法规定的权利的某些权益,或者指那些知识产权特别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虽然有规定,但是按照这些法律,当和商标权发生冲突时难以进行处理的权益;能够成为商标注册阻却和注册商标撤销事由的在先权利应当在商标核准注册之日之前在全国知名,而作为注册商标专用权限制事由的在先权利,只要求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知名即可;注册商标权人有权要求在先使用人附加区别性标记,在先使用人有权扩大自己的营业范围,但是不得有不正当竞争行为。     

知识产权法的价值构造: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研究

利益平衡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原则。知识产权法具有保护知识产权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双重目的,利益平衡成为知识产权法价值构造的内核。知识产权法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利益平衡机制。通过剖析知识产权法中所涉及的各种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可以建构一个以利益平衡原则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利益平衡也可以作为认知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模式与方法论原则。     

略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

民法有自己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法有没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回答是肯定的,否则,知识产权法学界也就不会津津乐道知识产权中的利益平衡原则了。当然,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与民法的一般基本原则有所不同,是创设知识产权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并不具有民事主体行为准则和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而只具有立法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有三个,     

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正由传统意义上的私权蜕变为一种私权公权化的权利。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趋向乃是建构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保障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公共利益价值之所需。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表明知识产权兼具有私权属性和公权属性,二者对立又统一。其中,私权属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公权属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意味着在加强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同时应当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以防止私权保护不足或私权保护过度从而破坏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     

民法“一般条款”对知识产权的最终补充保护——以德国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裁定为研究起点

当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利益被他人以新技术手段侵害而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又难以适用时,人们首先会考虑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补充传统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不足.然而,当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受到限制时,民法是否会提供最后的保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此,德国法兰克福州高等法院的一个裁定对我们颇具启示.     

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中国部分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利用民法或其它法律的原则条款扩充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破坏了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本文对此类司法活动进行批评,希望重新确立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在中国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该放弃个人本位的自然权学说,坚持社会本位的功利主义思想,坚持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保证立法政策得到贯彻。     

从MP3免费下载中看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背离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与深入,传统民法在这方面已经体现出保护能力的虚弱化,而知识产权法由于其本身的保护内容的特殊性,在这方面越来越体现出其巨大的功能与潜在的能力。于是两者相互背离的现象就产生了。这种背离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何在,对于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这种背离如何对待,是学术界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是本文论述的核心所在。     

民法理论在知识产权中的运用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 ,与物权、债权、人身权既存在共性 ,也存在个性。从其共性入手 ,进而再探究其个性 ,以取得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全面认识。研究知识产权 ,应当以民法原则、理论为基础 ;基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 ,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知识产权 ,因此 ,还要适用特殊的理论和制度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法采取民事法律制度下制定知识产权单行法的立法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     

法院发展知识产权法：判例、法律方法和正当性

我国法院对于知识财产利益进行的法官造法活动一直受到质疑。然而，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知识产权案例的分析表明，法院在发展知识产权法的过程中既扩张知识产权，也限制权利的行使范围。法院发展知识产权法符合我国宜粗不宜细之立法原则所导致的知识产权法律成文化程度较低的实际要求，为立法中原则性条款的司法适用所必要。它矫正立法技术或理念导致的利益失衡，依利益衡量原则对法律未曾否定的利益进行司法调整，以及适当运用比较法解释，使得技术和法律协调发展，从而完善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论民法基本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上的应用

知识产权法应适用民法基本原则。在一切私法均应纳入民法典的诉求下，私法基本原则往往由民法典予以确定，称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是一切私法活动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应适用于知识产权的产生、权利行使以及保护。民法基本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上的适用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能为司法实践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准则。     

知识产权法中的停止侵害救济制度

停止侵害作为知识产权法中的基本救济制度,尚缺乏理论研究的重视与立法建构的关切。停止侵害的限制性、选择性适用路径突破了旧有法则和传统制度范式,高度契合利益平衡的精神蕴含,为域外学说判例所采纳运用,且于我国司法实践环节亦有体现。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应在理论上反思检讨知识产权“类财产权”的保护模式,坚持停止侵害救济方式与知识产权制度特质、宗旨的内在统一。宜从民法与知识产权法两大制度维度来重塑停止侵害救济的立法模式与规则体系,消解多元利益冲突引发的制度困境,以补充完善现行规范之缺漏。     

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上）

不可否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但是自从中国学术界开始民法法典化的讨论以来,知识产权法是否应纳入民法典的问题曾一度十分尖锐。撇开种种观点,     

知识产权权利竞合研究

在我国法律上,存在知识产权竞合现象,主要表现为各种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竞合和知识产权与民法上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的权利竞合。处理权利竞合需要进行利益的协调,应统一采用相对的保护在先权原则、对不同权利给予不同水平保护的区别原则、限制权利负面外部效应原则和尊重社会利益原则。     

"遗传资源利益分享权"的法律性质诠释

<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规定的遗传资源财产权--遗传资源利益分享权--不符合民法孳息原理的要件和要求,不属于传统所有权的范畴.遗传资源利益分享权以传统部族文化为精神基础,以公平合理分享遗传资源利益为基本原则,承认主体的群体性,排除客体和授权条件的创造性从而与现代知识产权存在本质的区别,故其也不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遗传资源利益分享权是一种非创造性特别权利,是cBD建构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的特别私权机制.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适用的几个基本问题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作为排他性财产权的一项权利构造技术，并不必然排斥通过适用其他法律对新型知识性利益提供某种非绝对权意义上的保护。它所要强制的，只是创设知识产权效果的不发生，不一定意味着违反它所创设的权利就无法获得任何保护。在审理涉及某种新型知识性利益诉求的纠纷时，法院应准确理解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法律性质和规范意旨，作出妥当的裁判。     

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总则）的专家建议稿及说明（上）

不可否认,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但是自从中国学术界开始民法法典化的讨论以来,知识产权法是否应纳入民法典的问题曾一度十分尖锐。撇开种种观点,当时间推进到2002年元月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决定由本文作者郑成思教授主持起草中国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篇;2002年年底《民法》(草案)提交给九届全国人大第三十一次常委会,此次《民法》(草案)中并没有将“知识产权法”按照原计划作为专篇列入法典中,作者称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选择。 本文刊登的是提交给常委会的民法草案中《知识产权篇》的总则部分,即“对共同条款部分的说明”,之所以选取总则部分刊登,作者原文中的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不仅仅我自己在2002年1月同意了这项起草工作,在2002年9月法工委召开的民法典专家讨论会上,与会的知识产权专家们,包括已经发表文章明确不赞成将知识产权整体纳入民法典的教授,也都表示了不反对、并且积极参与民法典知识产权篇的起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出发点主要是:日后如果发现建议稿中大部分‘一般条款’不是能收入民法典总则、就是能收入民诉法,而真正属于‘知识产权一般规定’的并不多,起草工作也没有白做。原因是那时的民法、民诉法就将真正被归纳与抽象到能够覆盖知识产权的高度了。从这个角度看,与     

绿色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的适用

知识产权法应落实《民法总则》创立的绿色原则。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成立,但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法律责任将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从而不利于绿色发展的,若有知识产权规则可循,则司法机关应依规则不判令侵权人承担前述责任;否则,则应依据绿色原则,对权利人享有的停止侵害、销毁侵权产品等请求权予以限制,以维护绿色发展利益。     

民法法典化运动中的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并表现为先民法典后知识产权法典(或工业产权法典)的法现象特征。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道路，宜采取“两步走”的方略：第一步，在民法典中实现对知识产权法的“点、面”链接，满足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理性回归；第二步，制定专门法典，实行知识产权法一体化、体系化的理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