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旨在增强新时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从建构方法、建构策略、建构路径的角度来说,应当着眼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这四个方面,分别针对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关系、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与外来法学知识的关系。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合力促成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下的中华法系

当前，对中华法系的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问题值得去探索与研究。其中，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中华法系在世界五大法系中，具有唯一的一个古代世俗法系的地位、唯一的一个用非强制力途径形成的古代世俗法系的特征和中华法系的开放性有力证明了中国传统法律是开放法律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中华法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华法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深入研究，为复兴中华法系与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目前，除了面面俱到地论述，也需要通过拾遗补缺，深化对中华法系的研究。     

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华法律文化中,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成果,就是一个法学学派即法家、一部著名律典即《唐律疏议》、一个庞大法系即中华法系、一门原创学科即法医学、一部经典判例集即《刑案汇览》、一个法律家群体即律家。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华法律文化跻身于古代世界法律文明之林。至近代,这些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日渐暗淡,不再辉煌。至当代,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如何将上述成果中的精华分离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为铸造当代世界法律文明做出贡献,是当代中国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     

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精神要义

“法治文化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把它放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来布局和推进。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法治文化自信;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取得新实效,坚持在开放包容中促进法治文化创新发展。     

中华法系良法善治的价值追求

良法善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光彩夺目的内容,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缔造法治秩序的理性态度。立严整统一之法、促国家富强之治,立循变协时之法、促社会和谐之治,立明礼弘德之法、促百姓安宁之治等等,集中呈现出中国古代以良法促善治的整体样态。中国古代立法机制的不断成熟,治吏之法的持续强化,为良法善治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良法善治,需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使人民检察事业展现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卓越的检察智慧。     

论法文化视域下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与地位

法文化视域下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是整个中华法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博爱的伦理判断、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与对青藏高原的社会态度等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体现了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藏族传统法律制度的精髓与核心。代表中华法系的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法源的中原传统法律思想与各种法律制度的总称,法文化视域下的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诸法合体,体系独特,内容丰富,是世界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影响深远。站在中国法治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这些本土性传统法文化,不仅对现阶段藏区社会的稳定发展有所裨益,而且对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立法,促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效实施,丰富中国法文化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推动21世纪的中国法治建设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华法系特征的再探讨

<正> 目前学界对中华法系的特征一般从三个角度加以论证。一是从法律制度方面,认为中华法系的突出特征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二是从法律思想方面,认为自汉以后形成的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重伦理轻法律。三是从法律实践活动的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的角度,提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是“集体本位”和“混合法”。笔者欲从历史的角度,提出第四种特征,即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相比较,中华法系在形成时呈现出早熟性,在发展中呈现出同步性。     

儒家法律文化与中日法制现代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为何举步维艰、一波几折，而同具有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曾为中华法系一员的日本为何能迅速地成为法治强国？从法律文化角度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对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适时地进行改造，从而正确处理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日法制现代化迥然不同的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比较了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中日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在中国要实现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也不能全盘继受传统的儒家法律文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儒家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对本土儒家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最佳整合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从另一角度审视中华法系:法家法律文化的传承及其评判

法家法律文化是中华法系的法律文化基础,从战国时期直至清末,借助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与秦汉律令学得以在中华法系中传承。可分为优性、劣性、中性遗产三种类型,区别对待。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不能割断历史的联系,应该客观地审视、批判地继承法家法律文化,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法学研究从法律主题向法治主题转换,蕴含着系统化的法治学理论,开辟了法治学学科新领域。新时代的法学研究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为依据,加快推进形成科学完备的法治学学科体系,实现新法学建设的历史性突破。     

论中华法系之复兴

中华法系有其悠久的历史和不朽的思想基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承性。中华法系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自然和谐的思想、宗法伦理主义无不闪耀着人类理性思想的光辉。本文认为在全球性法制化进程中,中华法系复兴的模式和方向应是整理和总结中华法系中的优秀成果,并且改造更新,使之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契合。     

论李大钊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探索亦是很早就开始的，这在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法治思想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中深受李大钊法治思想的影响，他的民彝理论和国家建设思想夯实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根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符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他基于国情的法治建设思想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实践基础，他的民生思想丰富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挖掘传承和品牌培育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安徽省为视角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深刻论述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持久性功效。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既是党的二十大总结实践经验、顺应加强新时代法治建设需要提出的重要课题，     

新中华法系的诞生?--从三大法系到东亚共同体法

中华法系曾以其独特性屹立于世界法系之林,虽然它在清末就基本解体了,但它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法律传统和观念,对东亚诸国的影响仍是深刻的.近年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既反映西方法律传统,又符合东亚诸国利益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共同体法开始形成.新世纪的东亚共同体法是一种全新的法律体系,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作中华法系的复兴,它是中华法系死亡之后,在更高层面上的一种再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新中华法系.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功能与定位

党的二十大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布局中突出法治保障，具有战略考量，也体现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治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的中国必然是法治中国。明确法治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定位，有利于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作为上层建筑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层面的法治，突出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特色，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展现了对法律本质的揭示、对法治规律的阐明、对法学真理的追求.正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其科学的理论思维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扎根于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沃土上,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提供了正确认识和精辟阐释,而且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前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所蕴含的丰富而深邃...     

中华法系解体下的日本因素

清朝末年,延续了4000多年的中华法系法律制度在沈家本主持的变法修律运动后完全解体了,中国开始了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现代化即从仿效日本,继受日本法律文化开始的。因此,日本对中华法系解体的影响尤为深远。本文主要简单概述中华法系的解体,论述中国从日本大规模移植法律的原因和途径,最后得出法律移植的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华法系透视——中朝法文化交流概观

在东亚诸国中，朝鲜与中国的法文化交流最为深远，它曾以中华法系为母法，其法制建设受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华法系能被朝鲜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在于中朝两国存在的相类似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而朝鲜从本民族的国情出发，具有创造性的立法活动与法制建设，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法系的基石，更加突出了中华法系的特点，为中华法系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