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市民社会的多样性与中国经济法学的选择——历史视角下中国经济法社会观的重构

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学借鉴市民社会理论存在选择问题,但是,学者们却在批判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直接将当代市民社会作为中国经济法的社会基础,这会导致种种弊端。在历史视角下,我们会发现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而且西方现代与当代市民社会之间存在有机的历史联系,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社会观应该是中国市民社会,即立足于中国并借鉴和整合现代与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特点的市民社会。     

从权力角度来推演中国市民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假设命题的真实推论

“市民社会理论”兴起、成长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国家经济形态下特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概括,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建立的一大理论基石。那么,追求法治与民主的当代国人,对于国内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学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对于此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下,本文将从权力的视角予以阐释,来证明中国市民社会应有存在的权力空问,但是发展路径、形态又别具一格,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     

建设参与型政府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

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有必要在继续保持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优良传统和做法的基础上,积极建设参与型政府,充分发挥作为市民社会组织形式和中坚力量的各类社团的政策倡导功能,逐步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     

论当代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与民法的关系

当代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与民法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将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民法的价值分析,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与民法的关系以及当代市民社会对民法的要求等方面对当代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与民法的关系进行阐述.     

法制现代化与社会基础之重构--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法理学思考

由于市民社会对西方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关怀,市民社会研究被纳入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广阔视野。本文从法学的角度,从分析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入手,指明该理论的当代含义及其现实意义;从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影响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困惑,反省我国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基础的市民社会之缺失,进而指明当代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从国家与社会二元良性互动的总体需要出发,就如何培育和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提出几点实证性对策。     

问题与变革：宪法学视域中的中国社团立法

中国社团立法对于加强社团的登记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总体来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现行的社团立法在指导思想、法律位阶、双重管理体制、社团设立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对结社自由限制过于严格。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宪法的结社自由权利,维护社会秩序,需要对现行的社团立法进行变革,在结社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之间实现平衡。     

习近平立法思想论要

习近平的立法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程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把当代中国立法发展放置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总方略中加以认识和把握,深刻阐述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改革和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民主立法、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等当代中国立法发展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大变革时代进程中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化的立法理论逻辑,因而是指导和推进当代中国立法发展及其现代化的科学指南。     

我国社团立法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社团立法虽已取得一定成就 ,但因存在立法思想有所偏差、立法滞后于社会现实、立法的权威严重受政策左右以及立法层次较低等问题 ,社团畸形发展 ;完善社团立法不仅是经济发展提出的挑战 ,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精神文明 ,甚或规范海外社团的活动的迫切要求 ;应当以社团与国家之间的和谐为指导思想 ,循序渐进地建立有机统一、多层次的社团法律制度 ,并注意完善鼓励和支持社团发展的配套制度。     

和谐语境中法的宽和性研究

"和谐"-语在当代中国社会话语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法律应该彰显其"宽和性"的特征.这既有其历史基础,法哲学基础、法经济学基础,又有其现实意义,促进法自身的发展、发展法学理论、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立法中法的宽和性主要表现为:立法的有限性,立法应体现人本主义法律观,公法、私法、社会法都应该体现和谐与宽和.     

商谈民主视野下的结社自由与社团立法

商谈民主理论认为社会公众通过协商和对话参与决策能达致在公共问题上的共识并实现民主,同时强调社团等＂商谈性配置＂的关键作用。结社自由是＂商谈性配置＂发挥作用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其内涵反映了个人与社团实现该自由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我国目前在社团立法上存在着合法性与正当性方面的不足,因此,应当从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明确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完善社团管理体制等方面加以解决。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律定位

我国《社会保险法》的顺利实施受制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体制的顺畅与否。我国以前立法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性质和职能的法律定位不明,而《社会保险法》回避了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险业务的办理。因此,很有必要在理论上对社会保险机构的性质和职能进行定位,并在立法上予以明确。通过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现状和现行立法相关条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该定位为以服务为主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法理、价值及其程序建构

授权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为当今多数国家民事诉讼立法的共同选择,我国虽对此未作规定,但实务部门已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探索。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有利于维护社会公益,实现社会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立法应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论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的主体地位缺乏法律依据、政社不分以及行业协会自身发展不完善。然而,行业协会参与市场监管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它是经济安全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它能有效弥补政府监管的局限性;再次,行业监管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为此,必须加强立法,确立行业协会监管的合法地位,实行政社分开,以提高行业协会的监管能力。     

实用主义的法官法理学*--透视霍姆斯大法官的司法哲学

奥利弗·W.霍姆斯是美国法理学与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经百年,他的司法哲学仍然意义深远地影响着美国的法律思想与司法实践。在霍姆斯的司法哲学理论中,法官的首要职责是遵守代表多数方的立法,即使立法存在缺陷;然而,对立法机构的尊重,并不是因为法院缺乏发现事实的能力,而是法官在裁判时不得依赖个人对事实的认知。在其撰写的司法意见中,霍姆斯为言论自由与结社所做的辩护与其对优势社会力量或立法的尊重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古典的司法自制理论与狭义的司法能动主义,共同构成了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理学,这是一种美国法律本土背景下的法官法理学。     

目的财产学说对我国宗教财产立法的影响与实践

目的财产学说,兼具解释与建构的价值。在我国民事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中,宗教财产立法都没有能够摆脱目的财产学说的影响。在民初的近代私法转型中,目的财产说成为屡次寺庙财产立法的主流学说。在当前的宗教财产立法中,《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社会团体(宗教团体)所有说已经被《物权法》和《宗教事务条例》所抛弃。《物权法》对宗教财产规制的策略性回避立场,为对宗教财产法制的整体反思与建构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宗教事务条例》开创的宗教财产的法制正在沿着目的财产学说的轨迹运动。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问题研究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人大立法,所涉及的内容多与公民权益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地方政府在立法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方行政立法的权力不断膨胀,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统一和有序,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对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很有必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我国的地方行政立法监督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