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司法解释上升到法典的高度,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保障人权和维护法治尊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不完善以及司法体制、司法环境等对该制度实施的影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在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程序的可操作性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救济途径缺乏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鉴于此,本文在简要介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该规则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逻辑重释与机制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规则限缩适用的趋势。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与实现权利救济是当前该规则建构和运行的基本模式,但依据规则演化的形态特征及共性与个性问题,表明其适用现状并不乐观。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抉择上的双重冲突、样态上的二元割裂、救济上的双重忧虑等逻辑困境,这也决定了其逻辑起点应以非法取证行为排除及警察个体责任落实为本位,规则改革的方向应当从证据排除转向行为排除。此外,非法取证行为排除威慑及引导效果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便宜化的技术机制、全面化的监督机制及层级化的惩戒机制共同支撑。     

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症结与应对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中,检察机关成为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主体,但是检察机关多重角色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了一定影响,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程序规定显得较为单薄,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的使用不够明确。。应从从完善非法证据发现和审查机制等方面对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效适用进行规制。     

非法证据排除审理程序的困境与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极少运用，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设计不尽完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但仍未有明显改观。本文通过抽取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百件刑事案件为样本，辅之以对法官的问卷调查，以实证研究的进路检视法律设计困境，提出从确立衡平裁判观、补强非法证据排除庭前程序、细化法庭调查程序、明确救济方式、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完善该规则的审判适用程序。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在中国刑事诉讼之中 ,但它在司法实践中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在重新构建这一制度时 ,需要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取证手段的类别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后果 ,同时还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申请、有关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的司法听审形式、有关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排除规则适用后的再救济问题。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规制的完善

新出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国内立法方面上首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并且要求列出详细的操作程序,通过对侦查部门的取证行为进行约束,从而对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提供了救济措施,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从目前司法实践看,是我国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问题还不是很清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不完善,仍存在采信非法证据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情况.基于此考虑,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规制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为实务部门提供一定的理论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原理新论 以“制裁—救济”为分析框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制裁”与“救济”两种规范原理，这一分歧在我国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制裁原理以司法正洁与威慑违法作为证据排除的正当依据，具有国家本位、义务本位、违法者本位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国主流观点将证据排除理解为“程序性制裁”,支持制裁原理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此导致证据排除的存在意义难题、范围失控难题、裁量模糊难题等理论与实践问题。与之相对，救济原理引入矫正正义作为正当依据，主张证据排除是“程序性救济”,其目的在于恢复原状，具有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受害者本位的基本特征。与制裁原理相比，救济原理可以为我国证据排除的存在意义、范围限制、裁量标准等提供更为妥当的解释。虽然如此，单一救济原理下的证据排除同样存在其缺陷。基于原理协同的立场，以制裁原理补充并修正部分解释结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言更具积极意义。     

中外法庭审理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救济程序对比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并被其他众多西方国家借鉴吸收。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变革,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救济程序的制度规定。我们选取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对二者法庭审理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救济制度同我国法庭审理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程序进行对比,以有所借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几点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20世纪的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八),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中国司法实践中治理刑讯逼供的科学证据体系基本形成,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些完善非法证券排除规则的建议。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与排除结果——基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省思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与排除后果,司法解释也作出了细化规定。但是,相关规定仍存四项不足:第一,排除物证、书证的条件存在逻辑错误。第二,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范围狭窄。第三,遗漏确立"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第四,已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存在"借尸还魂"的可能。为了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调整排除非法物证、书证的行为条件、救济条件和结果条件的顺序。其次,将非法证据的范围扩大至全部证据种类。再次,"毒树之果"原则上不应当作为定案根据。最后,审判阶段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应当允许被重新调取。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应当从完善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入手,扩大非法言词排除的范围,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设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明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问题、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我国刑事证据排除制度的新动向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我国现阶段的完善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对非法取得的供述、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进行排除的规则统称,也是当今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各国对非法证据效力规定不一。美国证据规则较为严格,凡是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实物证据一律排除。英国、日本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虽然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该规则并不完善,并且实践中也未得到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立足国情,完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与出路——以非法言词证据为中心

鉴于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重要内容。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定位模糊,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被告人滥用诉权,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缺乏监督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推动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的完善。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建立检察官排除非法证据的激励机制,扩展其发现非法证据的渠道,完善预案机制等措施,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法治、保护人权和抑制违法的需要,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及实物证据排除问题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当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中明确非法证据的种类、排除程序以及例外情形;由控方承担证明其提出的证据合法的举证责任;对于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采取不同的排除标准。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诉法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并设置了具体操作程序,但从新刑诉法实施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遇到很多难题。因此,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和模式下,如何有效地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问题。文章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现状,深入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落实的原因,指出了完善并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时策措施。     

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的若干思考

目前学界对非法证据规则的研究兴趣多集中在其产生背景、价值、发展、构建等方面，鲜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中检察监督问题加以研究探讨。本文从中国的宪政状况和实际国情出发，提出并论证建构一种“以检察机关排除为主、以审判机关排除为辅”程序，即主张确立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中的主要主体地位，并辅以相关的配套工作机制与措施，从而为确立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有力支撑。     

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能,能够发挥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加强对侦查主体行使权力的监督;满足检察机关与法院互相配合特殊关系的需要;确保检察机关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校正辩方弱势的不平衡。通过实证观察,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运作并不乐观,存在非法证据界定不明、缺乏审查排除程序规则等问题。有必要正确界定非法证据,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设置对抗性的听证程序,构建包括启动、审查、处理、救济环节的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机制。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韵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地位模糊，对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监督不严等。因此，检察机关应该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如排除了一定数量的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主动撤回争议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一定数量的法官对规则认知不足、部分法官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以及部分案件的审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等。通过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即法院公正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落实有诸多障碍,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