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视野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刑事辩护制度的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技术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层次。制度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刑事辩护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到过程或制度后面的文化蕴涵。法律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在群体生活中得以承续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种文化的现象,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文化。o众所周知,刑事辩护制度是西方法或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物,它暗合的文化意义是在长期相对封闭状态下独立发展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     

刑事辩护障碍的观念之维

我国刑事立法观念、司法观念、律师观念远远落后于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因此造成了辩护制度与法律观念之间的"不兼容"现象,这种"不兼容"现象使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裹足不前。所以,刑事诉讼观念的相对滞后是我国刑事辩护障碍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法官职业化的理想与现实

一、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对法官是职业共同体的成员现在并没有争议,对于为什么要职业化也有许多人论述了很多社会背景,笔者想除了从社会历史发展与文明进步、法治化等恢弘的方面来看待这一问题外,其实也可以从一个非常微小的角度来看职业化的必要性。我们说法律是一种理性规则,这个大家都不应该有疑问。但如果我们把法律理性仔细地分类,则可以把其分为两类:即知识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法律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首先是人类实践理性的要求,因而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法的这种实践理性血统决定了它是“行动而不是设计的产物”,由此也规定了法的第一重身份,即作为实践理性的身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现代法律制度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浸透人类的智慧,法律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一     

幸福指数:评价权利与法律制度的新标准

幸福问题是值得法学界重视的问题。在人类观念史上,幸福存在着德性与感性的二元张力,但在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里,这种张力逐渐消失,幸福往往被等同为物质财富或形式上的权利的多少,这进而容易导致权利的异化以及从财富的绝对数量等单一维度评价法律制度的弊端。要正确评价法律制度在促进幸福实现中的作用,有必要探讨幸福指数这更客观、更丰富的评价标准。     

紧急状态与紧急状态立法

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现代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来自自然界或人类自身的,影响整个国家或局部地区正常秩序的危急局势的发生.在危急局势来临时,政府必须动用行政紧急权才能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秩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我们的法律如何支持和监督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行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国家的利益.做好这一课题,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我国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思考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我国的刑事辩护准入制度,不仅是稳定辩护律师队伍、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全面实现刑事辩护社会价值的需要,也是实现司法公正,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本文指出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应该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价值

文章从刑事辩护制度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以及效益价值三个视角去分析辩护制度的价值,尽力从辩护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发掘辩护制度存在的文化根源,从社会的法意识和人的心理需求角度分析辩护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坚持主客观一致的立场,从价值物的有用性和主体的需要两方面去论证辩护制度的价值,将辩护制度作为一个自我发展、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对待,并把它作为人权保障的基本标准之一,以达到破除现实中辩护虚无主义的观念。     

限制与废除死刑的全球考察

一、世界限制与废除死刑的历史进程及现状(一)近现代的限制与废除死刑近现代废除死刑的运动起源于欧洲18世纪末启蒙运动所孕育的人道主义观念。贝卡利亚在1764年发表的《论犯罪与刑罚》中宣称,死刑是一种不能被现代文明社会所接受从而运用的武器。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灌输市民间相互的道德责任观念,死刑所起到的作用恰恰相反,因为,如果国家借助死刑来贯彻它的意愿,就会使那些法律力图禁止的行为--即以致死性的手段来解决纠纷--合法化。     

宣传律师就是宣传法治

律师兴则国家兴 每一个职业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肩负的使命,正是这种价值和使命确定了其社会地位和作用。由此,我们不禁发问：在现代社会,律师作为一种职业担当着怎样的社会使命？这个使命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可以说,从律师制度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律师就与公民个人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律师的天职,就是要为维护当事人的权利而斗争。律师维护法律尊严、实现法律秩序普遍正义的职责,是通过独立于公共权力之外的方式来实现的,有时甚至是以与公权相对抗的姿态出现,为弱小者辩护,为实现公正挺身而出。这样,无论是履行辩护…     

体制内的代言人——辩护律师诉讼角色再认识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它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而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主要实践者及支撑者，辩护律师的诉讼角色究竟是被告人的类似于民事代理性质的“代言人”，还是独立于被告人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似乎不容争议。传统观点从辩护律师忠诚于法律及社会主义的角度论证，高度强调辩护律师的社会责任及法律独立地位，并赋予其与法官、检察官一致的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     

国际贸易法治的危机及克服路径

当前国际贸易法治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之危机。此次危机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及现实根源,但从国际贸易发展历史来看,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从未消失,向来是国际贸易法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当前国际贸易法治危机的根源依然是保护主义的幽灵作祟。今天的保护主义与历史上的保护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添加了时代的特点和因素。法治的危机仍然需要法治的方式予以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本质说到底是国际贸易法治发展的不完善、不充分导致的,只有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法才能找到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正确路径。     

The Fault of (European) Law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ic Crisis

It is a commonplac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current crisis, above all, because economic methodologies are charged with fatally inflating debt risk, such that collapse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But what might be said of the role of law within this constellation? Much ink has been consumed detailing legal shortcomings within regulatory regimes for the financial services. However, a full accounting has yet to be made of the broader fault which may also be attributed to the premises of modern and increasingly post-national law, especially as they coalesce with a broader abdication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or crisis. This contribution begins this accounting, 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es by which law has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n economic technology within post-national regimes in its contemporary quest for material legitimacy. Above all, in its idolatry of the factual, law has itself become a power locus—especially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that similarly pre-empts the politics within which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might be defined and achieved.     

On the Legitimacy of Law: A Conceptual Point of View*

Abstract. The author outlines a conceptually oriented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risis tendencies in modern law.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blems of legitimacy and the notion of rationality is emphasized and topics involving both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reasoning (especially in law) are discusse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 theory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is needed. Otherwise, we shall not be able to face the questions of jurisprudence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as regards an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and finally between law,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鉴于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检视苏力的“本土资源”说。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不很成功,以及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本土资源”被重视不够,而是“社会资源”(即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

自《译书汇编》创办,近代法政杂志纷纷问世,前后计一百五十余种。这些法政杂志面对国家的危局和西方学术的冲击,不得不承担“救时济世”和“阐明学术”的时代使命。由此,各种法政杂志都明确定其宏旨,即昌明法学,养成法治。此种宗旨,不惟一时代的宗旨,而应是久长的宗旨。     

侵权法的当代诉求：正义与和谐——从过错责任危机谈起

本文分析了侵权法过错责任危机的三个层次,讨论了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的基础与现代侵权法归责体系的逻辑,指出正义与和谐正是侵权法的当代使命。     

论行政应急权的合宪性控制

从人民的自由权来阐释行政应急权核心,从公法学原理来剖析行政应急权本质,都可以发现应急权的反宪法特性。然而,衡量其所依据的紧急自卫和国家理性的正当基础,却又使得人们在理解行政应急权与宪法的关系时变换立场。但在理论交锋和实证分析之后,我们便会从合宪性控制这一根本点出发来规范行政应急权,因为宪法的规范功能应该不仅在平时,而且在危机时,也要被证明是可靠的。我们只有对反宪法的行政应急权进行本质分析才能找回危机时的宪法效力,并通过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的审慎设计来最终构建现代法治国家中合乎宪法控制的行政应急权。     

金融公正理念的法学阐释

资本扩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与两极分化,将弘扬自由与平等为主旨的金融法拖入了目标和现实相背离的现代性悖论之中。从公正理念的维度,重新审视现代金融法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对于缓解法的服从性与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维护法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国金融法制的现代化进程,须对西方的现代性范式扬善抑恶,以求实现金融自由与社会秩序的良性互动。     

公共危机处置：从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的运转

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既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法治社会研究的时代课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其实践模式就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的现状,应当从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的现实需要,通过公共危机处置的变革来拓展战术模式的范围,确定公共危机处置原则,建构技术与战术有机结合的公共危机处置模式,重塑公共危机处置程序,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配套制度,以实现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平衡,并推动其公法体系和理论体系从以强制性行政管理为主旨的传统模式向以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为核心的现代模式的积极转变。     

Green Criminology and Dirty Collar Crime

As a contribution to literature drawing together green criminology and studies of organised and corporate crime, this paper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crimes and public health harms linked to the Naples garbage disposal crisis. The context is the inability of modern consumer society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 of mass production of waste. In turn this leads to opportunities for both legal and criminal entrepreneurs to offer services that promise but fail to ‘dispose’ of the problem. The analysis draws upon environmental law and classic studies of organised cr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