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警务的社会自治渊源

社区警务已在我国推行了几年的时间,虽然这是我国公安机关引入的一项具体警务制度,但这一警务战略却是为了社会自治在社区的实现而创设,社区警务根源于社会自治。从更深层次角度而言,社区自治乃至社会自治是人权实现的重要途径,而社区警务是警察权在社区领域得以运用的体现,警察权来源于人权并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所以从社区警务的社会自治渊源进行推演所得出的结论是警察权的人权性。     

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初论

警察权与公民权利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各自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警察权的过度行使必然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导致警察权威的丧失。面对这种双重困境,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平衡理论”为我们研究警察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通过平衡理论,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利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     

警察职权的配置与警察权益的保护

我国现行法律赋予了警察机关以广泛、重大的职权,但立法上对警察机关行政职权制衡机制配置上的不完善,对警察行政强制权特别是即时强制权配置上的失衡,导致警察执法过程中种种滥用警察权和警察权益受损情形同时存在.因而,从立法上加强对警察权的限制、制约与规范,合理配置警察职权,不仅是保障警察执法活动和警察个体权益的需要,而且是更有效地保护执法相对人的权益、公民的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论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种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的实践中都可能存在冲突。被曝光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都是公民权与警察权之间冲突的典型案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社会治安越来越复杂,警察权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察权力侵犯公民正当权利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当我们大刀阔斧地限制和约束警察权力时,削弱的警察权有可能因力量不足难以维持秩序。厘清二者冲突的根源,在博弈的过程中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努力达致既合理维护公民权的正当内容又充分保障警察权必要运行的和谐环境。     

我国社区警务视野中的警察权之内涵分析及权力重构

对于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力量中主要力量的警务部门,如何深刻理解由人民所赋予的公权力——警察权,如何与时俱进地发展警察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笔者试图在对传统警务思想不足揭示的基础上,对警察权中各项权能,特别是社区警务的警察权作一个解析和重构,从而希望在思想和制度建构上,为社区警务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初探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运行化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

文章诠释了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内涵.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警察权源于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多个方面,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对立的表征.提出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平衡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对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新思考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要素化和运行化的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要素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宪法权利的深层保护——从垃圾袋的处理说起

“延安黄碟案”的发生在我国引起了对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真正思考和探讨。这里所讲的两个关于垃圾的故事或许能促使人们考虑,如何才能使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私隐权,而不是滥用警察权和任意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在这些方面,我国立法上有需要弥补的漏洞。     

民警警察意识与人权意识研究

警察有效地执法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常呈现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我们强调警察工作能在人权保护上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另一方面有的人又认为,尊重人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时与执法相对立,甚至简单地认为执法就是对罪犯开展的战争。因而民警这一职业群体对警察权、人权以及两者关系的意识状态就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民警职业群体的警察意识与人权意识的研究,期望能较为客观地呈现警察权意识教育以及重人权保护教育的现状,并对其的改进和完善进行深入的探讨。     

建构中国的警察比例原则

作为国家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法治化运作乃公民基本权利之最有力保障,然而公民基本权利也面临来自警察权滥用的威胁。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蕴涵着丰富的控权思想,对警察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功能,并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因此,为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应尽快确立我国的警察比例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     

警察权益保护的现实选择

警察维权是公民维权工作中对应的一个特殊群体,警察权益应包括警察行使权力和警察享受利益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法律加以规定和保护的,不容侵犯。但警察维权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人民警察权益保障缺位有诸多原因;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应从多方面着手。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 complex story of the democratisation of the Croatian pol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light of democratisation of the Croatian police. The story of democratisation of the Croatian police and their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s particularly complex because of the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he paper builds an argument that, because of the Croatian police are a part of the society at large, the way in which the police have dealt with human rights has been heavily dependent upon the larger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created both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The paper traces the police adhere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cross three distinct time periods.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盘查措施启动标准：缺陷分析与完善理路

合理设置盘查启动标准既有利于警察执法,也有利于人权保障。通过对我国盘查制度实践的深入研究和对域外法治国家盘查启动标准的比较考察发现,我国盘查措施在启动标准上存在着混淆概念、标准单一和司法缺位三大缺陷。未来我国盘查措施启动标准的设置应当尊重警察盘查的认知规律、正视盘查的实践需要。此外,还应引入司法审查为警察正确理解盘查启动标准提供理论上的指引。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盘查措施启动标准:缺陷分析与完善理路

合理设置盘查启动标准既有利于警察执法,也有利于人权保障。通过对我国盘查制度实践的深入研究和对域外法治国家盘查启动标准的比较考察发现,我国盘查措施在启动标准上存在着混淆概念、标准单一和司法缺位三大缺陷。未来我国盘查措施启动标准的设置应当尊重警察盘查的认知规律、正视盘查的实践需要。此外,还应引入司法审查为警察正确理解盘查启动标准提供理论上的指引。     

试论警察盘查权与人权保障

警察盘查权包括当场盘问权和检查权和继续盘问权,其中,当场盘查是任意性行政措施,继续盘问为强制性行政措施.警察盘问权是一种由警察在没有中立机关干预下随机实施的一项措施,决定了自由裁量权较常态下要大的多,导致了侵犯人权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经常使用拉网式的盘查,盘查执法随意性过大,对盘查理解偏狭和滥用盘查权.因此,必须进一步改造盘查权,对盘查的对象、时间、继续盘查的地点严格限制,将盘查纳入刑事检察监督的视野,提高警察素质,加强人权教育,严格依法办案,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切实保障公民人权方面寻求最佳结合点.     

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权保障的贡献——以协商民主的权力制约功能为分析视角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代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核心追求，其宪政功能突出表现在通过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以整合多元社会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正当合法性，凸显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当前各国的乡村社会和地方城市产生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为人权保障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价值取向和立法选择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从环境法学角度看,是通过制定合理、科学、可行的规则来激励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协调其背后各方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平目的的制度。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都是人类同时追求的正当人权,但这些权利在现实中往往存在矛盾之处,有效解决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三者间的矛盾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设立的根本动因,也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法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归属。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推进关键在立法,其立法可采取基本法与单行法并举的立法模式,尽快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法》基本法和专门领域、专门类别的生态保护补偿单行法;立法内容上应明确生态保护补偿法律关系主体,确定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和方式,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的程序,规范生态保护补偿的监管。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