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权运行的终极目的

人权保障不仅是设立警察权初衷,也是矫正运行状态的标尺,更是警察权运行终极目的。警察立法环节人权保障缺位、警察职权行使过程中权力属性的异化及警务保障中的缺失,导致人权保障目的的丧失。完善警察立法体系,在警察权运行过程中树立“权利本位”、“程序优位”理念且倡导以人为本的警务战略是校正警察权运行和目的之关键。     

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初论

警察权与公民权利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各自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警察权的过度行使必然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导致警察权威的丧失。面对这种双重困境,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平衡理论”为我们研究警察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通过平衡理论,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利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     

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

文章诠释了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内涵.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警察权源于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多个方面,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对立的表征.提出了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平衡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警察是社会文明秩序的护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警察权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公民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必将严重损害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全方位法律规制。     

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初探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运行化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对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新思考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要素化和运行化的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要素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论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冲突与平衡

陕西黄碟案和超级玛丽组合案凸显了执法实践中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秩序与自由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三个层面。但这些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如果合理配置警察权力、恪守自由的边界、建立行政契约,可以达到警察权与住宅权的平衡。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刑事诉讼中的警察权是维护社会安全的公共权力,然而,如果其行使越过法律的界限,就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对"秘密拘捕"的质疑,就反映出公众对刑事警察权不当行使的担忧。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在细化限制刑事警察权的相关规定,兼顾人权保障,设置违反程序的后果,以实现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平衡。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的思考

刑事警察权和公民权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对典型代表,所以这就决定了这一对权力可能会存在矛盾和冲突,这主要是表现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两个方面的。近些年来,因为刑事警察权对公民的正当权利造成侵犯的事件正在与日增多,所以因为这一系列的情况造成了各界对此事的广泛关注。因此也开始加大力度对刑事警察权进行制约和控制,但是过度的制约和控制又会对刑事警察权起到一个削弱的作用,导致刑事警察权的力量对于维护秩序显得有些力量不足。在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以后,关于刑事警察权和公民权的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处理,但是这仍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本文针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利平衡思考方面的问题做出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所得结果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论警察权力

警察权,这是警察法学和警察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我国,警察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体现警察职能的国家权力,并把警察权等同于公安机关的职权(公安大学出版社《公安学概论》第62页)。而作为人民警察依法所拥有的权力,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在执法实践中,警察权不仅是一项国家权力,也是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时所享有的职务权利。明确人民警察即警察官的权力,对于提高执法水平,健全民主与法制,建设现代警察意义重大,有加以认真研究之必要。     

论英国警察权制约的组织基础-警察负责制

如何有效地制约警察权是各国警察理论与实践中重要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本文从英国警察权制约的组织基础--警察负责制的历史发展和现行制度进行分析,概括出其三大特征:地方与中央控制相结合、权力分立以及警察独立.以期对我国警察权制约制度构架提供新的视角.     

警察权软实力的建构

在传统观念中,将＂暴力＂、＂强制＂、＂武装＂等作为警察最主要的属性,必然导致在警察权的设置上强化其暴力性或强制性,在警察权的运作过程中常采用暴力或强制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警察观和警察权力观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不相适应,也与其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和根本职能不相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对警察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通过合理定位现代警察权的职能和角色,准确设立警察权的运作目标,正确树立警察权行使的理念,科学选择警察权的运作模式和依法改进警察权的实施方式,来建构警察权的软实力,以保障警察权的设置和运作能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建构中国的警察比例原则

作为国家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法治化运作乃公民基本权利之最有力保障,然而公民基本权利也面临来自警察权滥用的威胁。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蕴涵着丰富的控权思想,对警察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功能,并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因此,为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应尽快确立我国的警察比例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     

法治视野下刑事警察权的合理构建

刑事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警察权具有垄断性、广泛性和重大性的特征,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造成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从法治的理念出发,对警察权进行分权和限权、以权利制约权力、健全相关制度,从而合理构建刑事警察权是文章之要义.     

警察职权的配置与警察权益的保护

我国现行法律赋予了警察机关以广泛、重大的职权,但立法上对警察机关行政职权制衡机制配置上的不完善,对警察行政强制权特别是即时强制权配置上的失衡,导致警察执法过程中种种滥用警察权和警察权益受损情形同时存在.因而,从立法上加强对警察权的限制、制约与规范,合理配置警察职权,不仅是保障警察执法活动和警察个体权益的需要,而且是更有效地保护执法相对人的权益、公民的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海洋警察法定职权研究

海洋警察权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公约或者国内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与权益,维护所拥有、所管辖或者所巡航海洋的社会秩序的权力,海洋警察权具体到涉海机关便是海洋警察职权。本文从警察的概念入手,提出实质意义上的警察和形式意义上警察(实证法上的警察)的分类,探讨警察权、海洋警察权、海洋警察职权的涵义,分析实质意义上的各个海洋警察机关的职权,提出转变观念,改限权政府的认识为扩权与服务型政府的认识,研究整合当前海洋执法队伍的职权,加强宣传,走全民管海的道路。     

刑事侦查权与治安管理权分离刍议

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权是刑事侦查权和治安管理权相混合的结构。这不利于相关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独立运行,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为建设法制文明,使警察权更好地发挥维护秩序、保护人权的功能,就要明确划分警察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权、责范围,把刑事执法权和行政执法权分开,刑事执法权由中央统一行使,行政执法权由地方分别行使。     

我国交通警察权的内部构造及其展开

当下交通警察权的权能要素并未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引起公法学人的重视。这不但会迟延部门行政法精细化发展，而且极易导致交通警察关涉领域的新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有鉴于此，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对交通警察权的内部构造从来源要素、主体要素、运行要素、对象要素和保障要素五个层面展开研究。经研究发现，交通警察权存有权力设定、内部分配、授权、委托等来源形式；交通警察权的实施者和执行者存在不同样态，并且实践中截然相反的做法与现有理论并不矛盾；交通警察权运行要素意义重大，现有规范已较为成熟；车辆、行政相对人、交通事事故、交通违法行为等应成为对象要素；交通警察权保障要素包括物质性资源与非物质性资源，并且非物质资源愈发显得重要。     

宪法权利的深层保护——从垃圾袋的处理说起

“延安黄碟案”的发生在我国引起了对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真正思考和探讨。这里所讲的两个关于垃圾的故事或许能促使人们考虑,如何才能使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私隐权,而不是滥用警察权和任意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在这些方面,我国立法上有需要弥补的漏洞。     

现代法治视野下行政处罚权的博弈研究

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行政处罚权是以保障公民权为前提的,同时又受到公民权的制约,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构成了一个博弈的过程,为了让博弈能够实现一个均衡的结果,我们务必从立法、执法、监督等方面来寻找协调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加快法治现代化的步伐。